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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以来，“英雄”的文化内涵始终处于不断被修改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之中。运河流域英雄人物传说在适应于地方及时代需求的改编和创制中，赋予了民众一种新的主体意识想象。本文通过梳理运河流域英雄人物传说的建构路径，探讨其产生、发展及流变中对“革命性”与“人民性”的建构；英雄人物传说的在地化生产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核心，在强调传说“地方性”的同时，也建构起运河之于革命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运河流域；英雄人物传说；革命记忆；在地化生产 作者简介：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史”（项目编号：20BZW190）阶段性成果；北京市委宣传部重大委托项目“北运河流域民俗文化普查及民俗文化志编纂”（批准号：京财科【2018】86号）阶段性成果。 19、20世纪之交，在国族主义的风潮鼓荡下，晚清知识分子为了“唤起国魂”“振兴民族”，建构了一套有着特定“框架、声音与叙事策略”的论述策略。以晚清为滥觞，中国“民族英雄”系谱逐渐得以建构，“英雄”被当作是凝聚近代中国国族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择取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以武德著闻于太史者”，“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1905年，蒋智由在《论中国人崇拜岳飞之心理》一文中即指出：英雄之“复活”，实为教育观者，使“国人发生英雄心”。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谈及“英雄者，历史之产出物也；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亦历史家之责任，且国民之分应尔焉”。于是，晚清诸人埋首于故纸堆，务以“本国英雄”为模范，“染我神圣学生军”。此外，陈去病的《明遗民录》、马叙伦的《啸天庐搜幽访奇录》、刘师培的《刊故拾遗》等笔记杂志，记载了宋明时期英雄人物之烈行。这些原本存在于地域民俗记忆中的英雄人物被提升到国家层面，他们在历史叙事中脱离原先所附着的时空场域，成为全中国歌颂与表彰的对象。 “每一次历史断裂，每一个新的主人能指的到来，都回溯性地改变了一切传统所具有的意义，重构了对过去的叙述，使其以另外一种新方式具有可读性。”从1918年的歌谣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创作风潮，再到1958年文艺领域出现了“全党全民办文艺”浪潮，英雄人物传说在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感召下，从晚清时期“同质化”“整体性”叙述中被解放，以“革命”的昂扬姿态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重构。与晚清时期自上而下的政治解读和文人想象不同，延安时期强调客观地搜集整理英雄人物传说并予以意识形态化的改写、重塑及创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样式与实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英雄人物传说被纳入“革命中国”的构建中。从历史叙述到民间传说，在英雄人物传说的更迭过程中，它凭借着“革命性”及“人民性”的文化表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一、英雄人物传说的产生与发展 “流域”作为人—地—水交叉互动的复合系统，同时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承载单元。民间传说在运河流域传播的过程，也是重新塑造连接自我—他人、地方—世界的多重关联网络的过程。流动的运河为传说的“认同”提供了一种物质表征和真实存在，而传说的“在地化””(Localization)又将物质现实转化为身分认同的代表性符号。 运河流域的英雄人物传说以其明显的历史感与解释性，演述着人们的欲望、动机、观念、情感与策略。“人物传说主要是关于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劳动人民对各种人物都有自己的评价。在传说中他们对革命领袖和劳动英雄、民族英雄进行歌颂，记载他们的丰功伟绩，对暴君、国贼进行鞭笞和咒骂。”流传于运河流域的英雄人物传说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古代英雄人物传说、义和团传说、抗日战争传说、解放战争传说等。 以义和团传说为例，此类英雄人物传说原本以义和团运动为本事，通过对那些具备英雄想象价值的主体形象的塑造与深描，在“层累”演变中做出了适应于地方及时代需求的改编和创制。19世纪末，义和团开始在近畿一带活动。1900年春，北京临近州县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内及近郊，南郊的黄村镇和庞各庄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带。4月，宛平县齐家司马兰村的坎字义和团发出“晓谕”揭帖，旨在“扶清灭洋，替天行道”。6月，冀中和顺天府属各州县的义和团，也陆续进入北京。当时，有一篇名为《关帝鸾语》的揭帖盛赞义和团运动之意义： 四海风云驾海潮，争权争教又争朝。西风未尽南风起，兵火相连野火烧。天下各省谁为主，满天星斗与妖孽。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见明灯路一条。 面对发展势头强劲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于5月5日批准《禁拳章程》，后又派遣武卫中军将领孙万林、同知林绍清会同地方官员到长辛店、良乡、涿州等地，对义和团“晓以大义，反复开导”。据吏部尚书刚毅所述，自卢沟桥以南，“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在良乡县境内，“各村乡镇，均设有拳厂，声言灭洋”；在琉璃河左近，“聚集甚伙”。凡此种种，实言此时义和团运动之盛。当时，“北运河沿岸共有87个村庄，其中有75个有了义和团组织，几乎是村村立坛口，个个都练拳”。从这一时期开始，关于义和团“繁赜多变”“众声喧哗”的历史逐渐在论争、对抗和位移的过程中，不断厘定界域，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据阿英搜集整理的《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一文所述，20世纪初反映义和团运动的文学作品，比各方面都比过去的对外战役多。书中分为“诗词”“小说”“说唱”“散文”四卷，“说唱”一卷记录汪孝侬的《时调唱歌》（北调）、无名氏的《庚子纪略》（牌子曲）、洪寿山的《时事誌略》（三十八段）、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林纾的《蜀鹃啼传奇》、陈季衡的《武陵春传奇》等。其中，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初载《繁华报》辛丑（一九〇一年）至壬寅（一九〇二年）刊完。“是年冬，由报馆刊成单本六册”。李伯元在自序中谈及其创作初衷： 殊不知我们中国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乐，便忘了昨朝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这拳匪闹事的情形，从新演说一遍。其事近而可稽，人人不至忘记，又编为七言俚句，庶大众易于明白，妇孺一览便知，无非叫他们安不忘记危，痛定思痛的意思。 1924年，以陈独秀发表《我们对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有计划、系统性地重构有关义和团的历史叙事，肯定其民族反抗精神。1933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报》专门撰文介绍新时代史地丛书之一《义和团运动史》，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运动史上的划时代运动”。义和团运动“领导中国民众运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路线”，其在中国近代史上之地位，不言可知。《义和团运动史》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义和团运动革命史，描写和分析了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此书绪论部分亦谈到“义和团者，殆帝国主义压迫之反动，吾国民族主义运动之雏形也。论者责其方法不善可已；至其反抗压迫之精深，则正中国民族性之表现也。” 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围绕着义和团的历史叙事仍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发展的状态中，“深受时势演变和革命进程的双重影响”，但这一时期记录、搜集、整理的义和团故事、歌谣、趣史等实可视为运河流域义和团传说之先声。 如1931年《北大学生周刊》刊载《义和团叛变中的故事》，谈及小时候夏天乘凉时母亲讲述的义和团故事，虽然也谈及义和团勾结乡里无赖“诈财”之恶行，但其中亦谈及邻人之妻在遇到义和团追赶之时，恰逢她的婆婆赶了上去，才得以脱困。原因竟是因为“义和团们，都是她婆婆的娘家村里的和她婆婆全认识”。后来“义和团们”逃到了穆山，首领苏老坚带着徒子徒孙们竖起了“扶清灭洋”“为国牺牲”的大旗，并在穆山上和“鬼子们”进行了激烈的战争。 1936年，《歌谣周刊》刊载一则“塞北歌謠”《义和团》，其后特别注明此为形容清末义和团闹乱的情形： 义和团，红灯罩， 一心要灭天主教。 拆洋楼，拉铁道， 电信杆子全不要。 1940年儿童刊物《小主人》刊载《故事：义和团的趣史》，以戏谑的口吻介绍了义和团的“拳法”和“咒语”，侧重描写义和团战斗时的可笑举动：他们面对敌人的枪炮，念起“左青龙，右白虎”“北方洞天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 这些以“义和团运动”为内容的通俗文艺创作，一方面有利于义和团传说的产生及跨地域传播，义和团传说“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解放”的开创意义逐渐凸显；另一方面又使本地民众能够深入了解义和团传说及反抗外辱的故事，加深了传说的地方性。相似的民间传说流传于天津武清县、河北廊坊安次县及北京良乡、长辛店一带，并沿着运河水系延伸，故事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景观呈现出某种“结构性的相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