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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是狂飙的中国:高长虹与狂飙社

http://www.newdu.com 2021-12-09 《映像》 杜学文 参加讨论

    关键词:高长虹 狂飙社 现代文学
    “中国已是狂飙的中国,世界也已是狂飙的世界了。”这是高长虹20世纪从欧洲回国后,在《狂飙的再来》中写到的。19至20世纪之交,正是中华民族苦苦探寻转型变革之路,启动民族复兴的蜕变之时。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先发国家正在瓜分世界。古老的中华从文明的巅峰跌落,陷入落后挨打的屈辱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志士在这巨大的逆转中努力、奋斗。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如何才能重新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许,从高长虹那一代人的努力中可以看到民族奋进历程的一个缩影。
    一、狂飙社、狂飙运动及其文化现象
    1898年,高长虹出生在太行山深处的山西盂县清城镇西沟村。
    高长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或者作家,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行动者。与一般的学者、作家不同,高长虹不仅强调行动,而且身体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只是他生命的一种偶然,是他行动的一种表现、手段。他在幼年求学期间,就在辛亥革命后剪掉辫子。这对于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学生来说,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勇气。考入省立一中后,他因积极参加反对阎锡山“劝进”复辟帝制的行动,被迫退学。回乡之后,联络同道创办新式女子小学校。高长虹从不放过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他是一个高蹈凌厉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说干就干不管不顾的社会活动家。他觉得应该做的事就立刻去做,从不瞻前顾后、考虑利益。但也正是因此,往往事不周全,半途而废。高长虹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具有突出的韧性。他认定的事是不管别人的想法、看法的,也不管是否具备条件。即使遇到挫折甚至失败,也要做到底。这是他的性格所致。
    据廖久明研究,1923年,在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做事的高长虹与高沐鸿等人成立了狂飙社,但至1924年9月才出版《狂飙》月刊。很多人也以此作为狂飙社成立的时间。实际上他们当时成立的是“平民艺术团”。“狂飙”只是平民艺术团所办刊物的名称。这是山西最早的新文化月刊之一。可高长虹却在9月底便跑到北京。这似乎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为。他一到北京就着手狂飙运动,且成效颇丰。这也从一个方面看出高长虹是一个雷厉风行,有很强的“行动”能力的人。
    到北京之后,高长虹首先结识联络了当时在北京的比较重要的文化界人士,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孙伏园,以及张稼夫、阎宗临、郑效洵等,后来又结识了许钦文、荆有麟、向培良、章衣萍、许广平、尚钺、柯仲平、李小峰、韦素园、黄鹏基等。这为他之后的“行动”打下了良好的人际基础。他一旦来到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就进入了最核心地带。
    其次是借助乡谊创办刊物。在辛亥老人、山西同乡景梅九的帮助下,高长虹开始在景负责的《国风日报》副刊出版《狂飙》周刊。在太原的《狂飙》月刊停刊之后,又开创了一个新的阵地。同时他还创办了《世界语周报》。这是高长虹至京后最早创办的报纸。《狂飙》周刊在17期后停刊。高长虹便筹备《狂飙》月刊,后决定出版《狂飙》不定期刊。1925年,高长虹还与常燕生、张友渔、侯外庐等在北京创办《山西周报》,由常燕生主编。在1926年2月,又创办了狂飙刊物《弦上》周刊,至8月停刊。同时,高长虹还协助鲁迅创办编辑《莽原》周刊,后改为半月刊,成为“奔走最力者”,受到鲁迅的肯定。鲁迅对高长虹极为信任,委托编辑重任,资助钱款路费,帮助编选作品。期间,高长虹还支持高歌、向培良等在河南开封创办《豫报副刊》,为特约撰稿人之一。
    再次是高长虹的创作也出现了新气象。不仅在以上刊物,以及《京报副刊》《语丝》等发表文章,而且出版了《精神与爱的女神》《闪光》。特别是鲁迅为他亲自遴选篇目,设计封面,校对文稿,列入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第四种的《心的探险》,成为高长虹的代表作。该著于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其广告评价曰:“长虹的作品,文字是短峭的,含义是精刻的,精神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在北京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高长虹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6年4月,高长虹与郑效洵相偕赴上海开展狂飙运动。10月,上海《狂飙》周刊创刊,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至次年初停刊。虽一直想复刊,但未果,后出版《狂飙汇刊》。1927年底,高长虹与柯仲平、张申府、高沐鸿、鲁彦周、周曙山等九人自筹资金创办《世界周刊》,次年1月出版。1928年10月,创办个人刊物《长虹周刊》。1929年,《狂飙运动》月刊出版。1928年的《长虹周刊》第1期中刊有《狂飙运动》月刊广告,言“《狂飙运动》月刊是狂飙运动的机关报,由狂飙编辑所六人分类编辑。”这其中包括数学与物理、生理与心理、经济与教育,还有诗歌、小说、演剧(剧本)。从体制来看,这一时期的狂飙运动似更“正规”,有了系统的组织。从月刊所刊内容来看,虽然文学部分占一半,但仍然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可见《狂飙运动》月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刊物。这一点非常符合高长虹“行动”的思想。但是该刊大概只出了三期。此外,据董大中考证,他们还在天津办有副刊《前线上》。
    在上海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出版图书。其中以《狂飙丛书》成就为最。在1928年8月中旬,狂飙出版部正式成立,且分别在上海与北京设有工作地址。可见这一时期,狂飙运动并不仅在上海开展。实际上,到上海后,高长虹曾往返于北京、上海、太原及苏州、镇江、泰安、济南、西北等地。还在杭州养病,住了数月。同时他不断地寻找资金,写信给狂飙同仁,希望他们到上海参加“狂飙运动”。《狂飙丛书》共三辑。其一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其二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其三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这三辑共出版图书25种左右。
    在上海期间,狂飙演剧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在上海租了剧场,组织演出。高长虹并言“愿把我的全力交付给演剧运动,尤其是中国的演剧运动”(《看了袁牧之演剧之后》)。在《狂飙演剧运动说略一》中,高长虹言,自己担任筹款,集合同志,给予组织,并且要坚持下去,“非做到成功不可”。可见他的决心之大。事实上狂飙演剧运动开展得很好。不仅在上海有剧场,还在北京、天津、南京及太原等地演出。所演剧目有高长虹创作的《上海之夜》《火》等,柯仲平创作的《战士的儿子》《海夜歌声》等,向培良创作的《从人间来》等,以及翻译的易卜生的《娜拉》等。此外,还办有《狂飙演剧部不定期刊》。
    这一时期也是高长虹创作极为活跃的时期。仅1928年就在上海与北京出版了八种新著,还不断地在各种报刊发表作品。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走到出版界》《给——》《草书纪年》。前两者因涉及与鲁迅的关系尤受人关注。特别是《走到出版界》,是了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状况的重要著作。后一种出版后即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有较大的国际影响。
    1930年,高长虹开始出国活动。他出国并不是为了创作,而是要进行社会考察,了解影响日见深广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行为科学与经济学,实现其改造社会的愿望。可以说,他正是在文学创作势头最旺盛的时刻把兴趣转向了社会思考与建设。之后尽管还有很多文学方面的努力,但文学并不是他的目的。他希望找到中国变革的正确道路。高长虹出国后,狂飙运动也告终止。在1931年时,曾有一位“少年的狂飙之友”给他写信,希望能够复活狂飙,而高长虹却回信说狂飙不复活了。这也可以看出,高长虹是狂飙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无论在太原、北京,还是上海,这些地方都成为狂飙运动的核心地区。而他一旦出国,狂飙运动也事实上宣告终结。
    那么,以高长虹为领袖的狂飙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其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其核心理念是什么?还需要进行研究。
    从组织形式来看,狂飙社是一个“无组织”的松散的同仁团体。它没有组织机构,没有管理运作规则,也没有固定的场所,甚至也没有固定的报刊。对参加活动的成员也没有纪律约束,没有责任要求,完全是以个人兴趣、机遇,以及工作热情聚集起来的。即使是高长虹,也没有认为自己在狂飙社中是什么角色,应该担负什么责任。他本人就是靠兴趣、热爱来做事的。所以他可以在《狂飙》月刊在太原刚刚办起来的时候就跑到北京,也可以在“狂飙”在北京正风生水起的时候跑到上海,在上海颇见影响的时候又出国,致使狂飙社终结,狂飙运动销声匿迹。
    但是又很难说狂飙社没有组织——只是这个组织是非常松散的。其核心人物当然是高长虹。其中又有一些围绕在高长虹周边的进步青年。在太原时期,是高沐鸿、籍雨农、段复生、高歌、高远征等。在北京时期是高歌、向培良、张稼夫、阎宗临、郑效洵、高沐鸿等。在上海时期是柯仲平、郑效洵、高沐鸿、张申府、向培良、高歌等。他们可能不是同时在一起,但陆续参与了相关工作。据董大中先生考证,狂飙社是新文学运动中成员最多的社团。有姓名可考者在70人左右。他们或者直接参与狂飙社的具体工作,或者为《狂飙》撰稿。其中的很多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如柯仲平,既是著名诗人,后又成为我党重要的文艺界领导干部,是狂飙社极为重要的组织者。张申府,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哲学家。潘汉年,我党隐蔽战线与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朱谦之,被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一生著作等身。阎宗临,著名历史学家。常燕生(常乃德),著名学者、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杨国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塞克,著名剧作家,被称为“延安四怪”之一。尚钺,著名作家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早期接受新思想影响,参与创办多种新文化刊物,后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农民运动,是金日成的引路人。金日成曾撰文《我的老师尚钺先生》,细数在求学期间尚钺对他的指导关心。此外,诸如沉樱、袁殊、欧阳山、冈夫、王鲁彦、黄鹏基、常风、赵石宾、张磐石等均为狂飙社成员。其中大多数为进步青年。很多人从事实际工作,成为我党重要的文化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讲,狂飙社通过自己的活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极为重要的人才。
    狂飙社在创作上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除高长虹外,高沐鸿、高歌的创作具有极为鲜明的个人风格。董大中先生认为,高歌的创作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明显,偏于印象主义,且把印象主义发挥到极致。其小说直到新时期都极少见。高沐鸿则以诗歌创作为重。他早期的诗歌也如高歌一样,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很深,晦涩难解。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对狂飙社的小说创作予以积极评价。除肯定高长虹的作品外,特别介绍了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人的创作。而另外一些成员,大部分学有专攻。除文学创作外,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均有创见,是或一学科的标志性人物。
    这实际上也反映了高长虹创办狂飙社的最终目标。单纯从文字来看,狂飙社基本没有关于其宗旨的清晰论述。虽然有几篇短文似乎在说明什么,但多为文学性的表达,不很清晰。其中最重要的是1925年发表在北京《狂飙》周刊上的《本刊宣言》,也同样没有明晰的表述。其主要意思是说,中国社会几百年几百年如黑沉沉的夜,人们都睡着了。但仍然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相互呼唤,“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点起灯来,照亮幽暗的前途。即使这种呼唤很微弱,但隐隐传来了强大的声音,“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这就是说,高长虹把自己及同道视作对现实社会负有“持灯者”使命的人,希望能够唤醒人们改造社会。但如何去改造,“宣言”并无明确表述。未来的中国是什么也不清楚。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狂飙社并不是一个仅限于文学的社团,而是企图通过文学来实现,或者推动实现包括高长虹在内的人们的社会理想——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只是一种手段,社会变革才是目的。概而言之,由高长虹发起并主导的狂飙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成立较早、规模最大、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的文学社团。实际上它的影响远不止文学,更涉及思想、文化、社会改造诸多方面,且均有突出的成就,成为不仅竭力倡导,而且致力于行动的文化组织,为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一点来看,高长虹及其成员的理想可以说实现了。
    二、创作与影响
    狂飙社成员中,创作成就最突出的仍然是高长虹。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社会影响上,更体现在其创作涉及的体裁、内容与贡献上。现在他的很多著作还没有找到,基本可以确定是散佚了。还有一些作品没有出版,原稿也难以发现。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完成。但总的来看,他最为人注目的是诗歌,然后是散文与各种论述。
    在新文学阵营中,高长虹作品的个人特色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具有突出的传统色彩,受古典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显然与传统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其作品的“现代”特色极其突出。这应该与他接受的教育、经历与性格有极大的关系。
    高长虹的家庭是旧式家庭。他成长的时代已是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正在不断地移介到中国。可以说,传统之旧与时代之新均对他产生了影响。在多年之后,就高长虹来看,一方面反映出时代变化之快速巨大,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高长虹是一个不安分的不断求新、求进的人。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不满足于现状,急欲取得成效的冲动。虽然他在大约七八年的时间里一直执着地、锲而不舍地推动狂飙运动,风风火火,轰轰烈烈。但也可以看到,他实际上难以稳扎稳打地、持久地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他总是在某种情况下从头再来。
    高长虹也是一个极为敏感、性情狂躁,非常自我的人。这种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人生。高长虹的品格中还有着极为纯粹、崇高的东西。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不求功利,不怕付出,甚至要比别人多付出。鲁迅先生对此极为欣赏认可。他乐于助人,不求回报,十分真诚,缺乏甚至不屑于韬略。他就像一团火,时刻在燃烧着。只要有光就要闪射,从来不怕燃尽自己。只要是认准的理,认定的路,就不会妥协。他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深明大义,爱憎分明,矢志不渝。特别是在欧期间,常常生活无着,身无分文,饥饮寒露,夜覆天幕,仍然积极从事爱国活动,坚持创作且著作颇丰。他不求名,不谋利,无家无业无余财,不为世俗所牵累。其精神境界确可谓“超人”。这些也都影响了他的创作。
    大体来说,高长虹的创作在前期,也就是出国之前,有比较一致的风格。主要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强调主观抒情色彩,不重叙述。二是借用某种意象来表达情感。三是在抒情的同时往往含有某种论述性的说理意味。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作品体裁的模糊性。除诗歌外,其他类型的作品往往很难区分。
    高长虹的后期创作,也就是出国之后的创作,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关注的社会面越来越广。除文学外,更多地把关注的对象转移到社会、经济、政治、哲学等方面。所以在其后期,出现了很多“非文学”的作品。其次是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高长虹思想上的变化。他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了较清晰的目标,对理想社会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表达。这也是他返国后历尽千辛万苦要到延安的精神动力。他一直想做的事是从事经济建设。三是从艺术表达来看,高长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尽管仍然充满激情,在这点上保持了一贯性,但前期那种隐晦的、象征的成分大大减少,通俗的、明晓的,甚至民间的成分多了起来。民众的命运、国家的未来、通往理想社会的方向均是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概念性的。这当然是高长虹人生经历的体现,是他在从事实际工作的“行动”——经历了欧洲、抗战等诸多不同生活之后的自觉选择。
    高长虹的创作,成就最大的是诗歌,其次是散文,或者说“文”,然后才是小说。其戏剧没有十分重要的作品。诗歌不仅是高长虹一直坚持的创作,也是作品最多的创作。以现有资料来看,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1921年《晨报》上翻译的惠特曼的诗歌,以及1922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诗歌《红叶》。之后,在他与狂飙社同仁创办的《狂飙》月刊中也发表了许多诗歌。他的第一部作品集《精神与爱的女神》是诗集,最后一部作品《延安集》仍然是诗集。简单而言,高长虹的诗歌创作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是在早期创作中受古典诗歌的影响很深。二是高长虹善于创作长诗。三是他的诗歌具有突出的象征色彩,多借用意象隐喻内容。四是他的诗歌在抒情表意中具有极大的跳跃性。五是后期的诗歌逐渐变得明晰易懂起来。
    高长虹的散文,或者说“文”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部分。一是关于社会政治、文化哲学、经济军事的“论文”。二是学术性论文。如讨论文学、文化的性质,研究国外文艺的有关情况,介绍国内的创作动态等。此外,我们要讨论的主要是那些可以称为“散文”的作品。这是高长虹除诗歌外最重要的作品。大致而言,这些作品具有突出的抒情性,但并不仅仅以抒情为满足,而是同时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某种思考。在表达方式上,其散文与诗歌有非常相近的地方,就是常用某种象征性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手法的运用在其前期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被认为是童话与寓言的《草书纪年》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他明确地感受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对现实有很多不满。但这种变革应该如何,高长虹并没有清晰的认知。所以,他积极开展“狂飙运动”,希望唤醒民众,唤醒社会。而实际上,这种唤醒的成效并不突出。在身边的狂飙社同仁中,很多人如尚钺、柯仲平,以及高长虹的二弟高歌等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入到实际工作中。他的三弟高远征甚至参加南昌起义并牺牲,但他仍然在迷茫、彷徨的状态里。所以他要出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行为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期望寻找到变革中国的正确道路。在欧洲,他实际参与了救亡工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等有了清晰的认知,终于决定回国抗日。在这样的情况下,高长虹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其作多为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属于文学性的散文已不多。
    高长虹创作了许多小说。根据《高长虹全集》,现在能够收集到的小说作品主要有小说集《实生活》《青白》《游离》,中篇小说《神仙世界》等。总体来看数量较少,也不是作者倾注心力之作。此外,《春天的人们》在出版时标明是书信体小说,在文体上相近的《曙》也被人们认为是小说。而在笔者看来,这两部作品应该是散文,因为它们缺乏小说的要素。总而言之,在高长虹前期的小说中,表露出来的是一种时代的苦闷与迷茫。在他出国之后的创作中,小说仍然占很大的部分。但今天还难看到这些作品。他在旅法期间所著长篇小说《中国》应有大的变化。除小说外,高长虹还著有多部戏剧作品,出版有《小剧场》等。
    今天所能够欣慰的是,高长虹等前辈孜孜以求的“狂飙”的中国,正在成为现实。中国已是狂飙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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