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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高句丽发展史上，不断有外来族群人口进入其统治之下，这些外来族群人口也成为高句丽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资源，日本学者李成市即指出，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吸纳夫余系流民、中国内地的流亡者以及乐浪、带方汉人，是4—5世纪高句丽王权得以迅速伸张与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1]然而，关于这些外来族群人口如何融入高句丽族群，特别是族群身份在融入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往学界并未深入探讨。 当然，在古代社会，是否存在超越阶级的族群认同，特别是族群认同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动员力量还存在争议。罗新认为：“古代社会，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polity)，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2]实际上，民族意识兴起并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动员力量，是近代以来市民社会兴起的产物，因此基于当代民族理论构建的民族史研究体系必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例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进而对中国传统民族史研究提出新的思考。[3] 但是，完全否定族群意识的历史存在，特别是否定其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力也并非客观。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指出，在古代社会，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具有族群意识的“族团”(ethnie or ethnic community)，“族团”具有如下特征：1.自我意识，包括一个共有的恰当的名称；2.拥有共同的起源和祖先神话；3.共同拥有关于过去的公共事件、身份以及传奇人物的记忆；4.一项或多项共有的文化因素；5.一定程度的休戚与共的情感，至少存在于精英之间。他认为，族团不仅仅是一个有着共同的名称、世系神话、历史、文化和领土联系的人群分类，它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明确的身份和团体意识的群体，在这种意识下经常能发现成员间彼此乐善好施的表意。有三种动力有助于族团的形成，即定居乡愁、有组织的宗教、政府间的战争。[4] 基于这一认识，再看罗新“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polity)，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的论断，在承认其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的同时，不论是作为与强大政治体接触的异质性群体，还是不同政体之间冲突中的战争动员，以及通过起源和祖先神话的构建，对共同历史记忆、共有文化特征的梳理和整合，这些政治体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不正是构建自己的族群认同吗？唯有承认这种休戚与共的族群情感的存在，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生活在强大政治体周边，常常经历分崩离析、甚至沦为后者藩属的弱小群体能长期存续；才能理解丧失了政权独立性的人群，仍能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抵抗宗主国统治的政治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进入高句丽的异族人群，原有的族群认同仍会因各种原因持续存在一定时期，进而影响高句丽的政权建设与族群认同建构，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5]有鉴于此，本文拟爬梳史料中的有限信息，揭示高句丽史上外来族群人口认同发展演化的若干特征，从而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高句丽史。 一、夫余人南下与高句丽族群建构 从文献记载看，高句丽兴起发展过程中，吸纳的重要异族群体首先来自夫余，其中学界讨论最多的是夫余王子南下貊人地区建立高句丽国的记载。对此笔者持有异议，一方面，这一记载毕竟来自始祖神话，其真实性仍存在争议；[6]另一方面，从考古发现看，高句丽兴起前后，第二松花江流域的夫余文化与浑江、富尔江流域的高句丽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目前还找不到夫余人群流入的可靠证据。特别是，我们也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准确判断是朱蒙等数人进入高句丽，还是率领若干部族一同进入，因此暂且搁置不论。 《三国史记》记载了高句丽早期夫余人流入的另一种情况，大武神王五年(22)，“秋七月，扶余王从弟谓国人曰：‘我先王身亡国灭，民无所复。’乃与万余人来投，王封为王，安置掾那部”。[7]掾那部就是《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高句丽》所载之“绝奴部”，也即同书同传《李贤注》所称之“北部”“后部”。有学者已经指出：“夫余王从弟‘与万余人来投，王封为王，安置掾那部’，《东国通鉴·高句丽》作‘置掾那部’，证明最初设立掾那部，就是为安置夫余降人。”[8]对此笔者深表认同。 掾那部成为高句丽五部之一后，在高句丽早期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早期的政治主导力量曾发生数次变化，“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9]涓奴部即沸流部，以朱蒙为首的桂娄部代替沸流部后，两者结成统治联盟。到故国川王时期，“故国川王，讳男武，新大王伯固之第二子。[伯固薨，国人以长子拔奇不肖，共立伊夷谟为王。汉献帝建安初，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消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公孙康降，还住沸流水上]……二年(180)，春二月，立妃于氏为王后，后提(李本：恐是掾之误)那部于素之女也”。[10]消奴加所率即消奴部(沸流部、涓奴部)。经此事变，桂娄部的联盟者变成掾那部，自大祖大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掾那部基本上成为桂娄部的婚姻部落，也即《三国志》所载“绝奴部世与王婚”。[11] 笔者曾撰文对这一时期掾那部在高句丽政权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行梳理，并推断有关高句丽建国始祖朱蒙来自夫余这一祖先故事，很可能就形成于大祖大王时期。[12]掾那部将本族的祖先神话改造为高句丽祖先神话，充分说明该部族的族群意识曾长期存续。也正是经过这样一个族源神话的移植和再创作，巩固了桂娄部与掾那部的联盟关系，同时为高句丽族群认同的形成创造了作为重要基础的共同祖先记忆。 作为对桂娄部与掾那部政治联盟的隐喻，这一祖先记忆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从“好太王碑”和“集安高句丽碑”碑文看，至少到4世纪末5世纪初，镌刻在先王墓碑上的官方版本已为万民景仰，成为族群凝聚力的重要象征，在高句丽族群认同构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存世的高句丽人墓志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对这一族源记忆的摹写。例如《冉牟墓志》明确记载：“河伯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奴客祖先於□□北夫余随圣王来。”[13]又如在入唐高句丽遗民墓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如《泉献诚墓志》载：“夫其长澜广派，则河之孙；烛后光前，乃日之子。”[14]《泉男产墓志》载：“昔者东明感气，逾淲川而启国；朱蒙孕日，临氵贝水而开都。”[15]《高慈墓志》载：“先祖随朱蒙王平海东诸夷，建高丽国，已后代为公侯宰相。”[16] 另据《高质墓志》载：“白狼余祉，箕子之苗裔寔繁；玄鳖殊祥，河孙之派流弥远。十九代祖密，后汉末以破燕军存本国有功，封为王。”[17]《高乙德墓志》亦载：“三韩竞霸，四海腾波。白日降精，朱蒙诞孽。大治燕土，正统辽阳。”[18]这些记述说明，对于高句丽人，特别是贵族阶层，在共同祖先神话之外，还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特别是有关对外战争、族群危机的记忆。这些同样有助于形成并稳固族群认同。 二、高句丽对异族的整合 随着高句丽政权逐渐发展壮大，领土不断扩张，它开始与其周边的族裔政治体发生军事冲突，其中一些政治体被高句丽征服，成为高句丽这一更强大政治体统治之下的边疆族团。从史书记载看，这类边疆族团主要包括沃沮、东夫余、北夫余、韩秽、靺鞨等。其中大部分随着高句丽的发展而逐步丧失了自身的族群认同，融入高句丽族群之中。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来看沃沮。有关高句丽征服沃沮的时间，《三国史记》记载最早，东明圣王十年(前28)，“冬十一月，王命扶尉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19]到大祖大王四年(56)，“秋七月，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至沧海，南至萨水”。[20]高句丽对沃沮采取了宗主国的羁縻统治方式，史称：“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21] 《好太王碑》碑文载：“廿年庚戌(410)，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22]据日本学者池内宏考证，所谓“东夫余”，是太康六年(285)，夫余被慕容廆袭破，子弟走保沃沮之地(北沃沮)而建立。[23]根据这一推断，说明到太康六年，北沃沮之地已非沃沮人所有。尽管有关东夫余的来源，学界还存在较大争议，一种主张与池内宏类同，都是指夫余的一支东迁而形成；[24]另一种主张则不承认迁出说，认为东夫余、北夫余只是不同时期基于不同方位坐标形成的不同名称，实际上所指为一。[25]史称：“北沃沮，一名置沟娄。”[26]又有记作“买沟”者，[27]置当即买(繁体買)的异写。而《好太王碑》碑文同时记载有“卖沟余民”，[28]卖(賣)与买(買)形近而混用，因此所指当为买沟(北沃沮)夫余人，恰可与东夫余为夫余人东迁北沃沮所建相互印证。至于《好太王碑》碑文称“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应是指沃沮地区曾被邹牟王(朱蒙)征服，至好太王时则称东夫余。《好太王碑》碑文又载，好太王再次征服东夫余后，“王恩普覆，于是旋还”，[29]说明高句丽对东夫余采取的仍是羁縻统治策略。 至于“北夫余”，池内宏推断，是在美川王(300—331年)到故国原王(331—371年)时期被高句丽征服的。[30]根据《冉牟墓志》的记载，至少在好太王(374—412年)时代，高句丽已经任命牟头娄为“北夫余守事”；[31]同时，夫余也还保有自己的国王和一定的对外自主性。[32]《魏书》载：“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33]正是夫余接受高句丽羁縻统治、承担贡赋的反映。 高句丽征服的异族政治群体还有靺鞨。《隋书·靺鞨传》载：“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34]度(一作突)地稽为粟末靺鞨酋长，其率领南下的是粟末靺鞨的一部分，还有部分粟末靺鞨人则进入高句丽统治之下，“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35]《旧唐书·靺鞨传》又载：“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36]可见在隋末唐初，高句丽治下有粟末、白山等部靺鞨人。高句丽遗民《李他仁墓志》载：“君讳他仁，本辽东栅州人也。……于时授公栅州都督兼总兵马，管一十二州高丽，统三十七部靺鞨。”[37] 对比而言，掾那部通过联姻及政治结盟，与桂娄部共同成为统治群体，进而通过族源神话的整合，形成共同的族群认同。沃沮等则以部落整体处于羁縻统治之下，作为边疆族团，维持了原有的政治组织和群体居住格局。从理论上看，由于被征服、被统治的经历，应当是强化了自身的族群认同。然而，在高句丽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类边疆族团却又大多逐步融入高句丽之中，丧失了自身的族群认同。这个过程的发生应与如下因素有关。 首先，通过在征服地区建立高句丽移民统治的城邑，为实现行政管理匀质化奠定基础。 族群认同具有集体性，族性在群体成员内部是均等化、同质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统一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行政管理的匀质化。上文已经述及，高句丽征服周边族裔政治体后，采取保留其自身政治体系的羁縻统治方式，这是有关族裔政治体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但是，在保留原有政治体系的同时，通过建立高句丽移民统治的城邑，一方面加强统治，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的匀质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征服北沃沮设置的城邑，一般认为即史书记载的栅城，其地在今吉林珲春地区。大祖大王四十六年(98)，“春三月，王东巡栅城。至栅城西罽山，获白鹿。及至栅城，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遂纪功于岩，乃还”。[38]据此而言，高句丽在此修筑栅城(或沿用沃沮之城)，当是为了镇抚新征服的沃沮人，而所谓守吏则应是从旧五部之中征发。 这种迁徙高句丽五部民户到新征服地区的情况也见于史书记载，好太王十八年(409)，“秋七月，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39]《好太王碑》碑文载：“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存时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远近旧民守墓洒扫。吾虑旧民转当嬴劣。若吾万年之后，安守墓者，但取吾躬巡所略来韩秽，令备洒扫。言教如此。是以如教令，取韩秽二百廿家。虑其不知法则，复取旧民一百十家。”[40]从选取旧民看，包括于城、碑利城、梁城、新城、南苏城等，当即驻守城防的五部之民。 到高句丽后期，更是广泛推行城邑制，即“其诸大城置傉萨，比都督；诸城置处闾近支，比刺史，亦谓之道史。道史治所名之曰备。诸小城置可逻达，比长史。又城置娄肖，比县令”。[41]杨军根据唐平高句丽得176城推断，高句丽后期大约有5傉萨，15处闾，45名可逻达，110个左右娄肖，[42]足见设城邑之普遍。由普遍城邑制造成的匀质化管理，为形成统一的族群意识奠定了基础。王绵厚判断高句丽的城邑制，以中心城市(大多为山城)为依托的部族居邑为中心，其上统领于高句丽繁盛时期的“五部”大人和高句丽王庭；其下分设有“邑长”“仟长”“佰长”等。围绕各大型中心城邑的分散于高山曲谷中的小城，主要意义是从军事上对中心城邑的拱卫，同时在经济上，管理分散的“谷民”和“下户”，对中心城邑的“大家”(贵族)承担贡奉等义务。[43]虽然实际运行中地方自治权力仍然很大，但是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分级管理，是培养“休戚与共”情感的重要基础。 其次，边疆族裔政治体自身的消亡是实现匀质化管理的重要契机。 一般而言，高句丽征服周边族裔政权以后，只在核心地区设置城邑，更广大地区则保持原有政治组织。政治组织上的异质化不利于打破边疆族裔群体的族群认同壁垒。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事件，客观上发挥了离散边疆族裔群体政治组织、宗族组织的作用，进而为边疆族裔群体转变族群认同创造了条件。 例如沃沮，从高句丽建国之初，就成为城邑羁縻制下的边疆族裔政治体，但是其政治体系长期得以保持，因此在中原史籍中留下记载。直到魏正始七年(246)，幽州刺史毌丘俭伐高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44]其后史书中再无关于沃沮人的记载。到晋太康六年，夫余“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45]其后出现在历史上的是东夫余，尽管有关东夫余的地理位置还存在一定争议，但是从《好太王碑》碑文记载“卖沟余民”，从卖(买)沟即北沃沮看，南北朝时期北沃沮地区确实已经进入夫余系统的统治之下。 有关北夫余、东夫余(北沃沮地区)政治体系的离散，与勿吉—靺鞨的兴起有关。《三国史记》载：“(494年)二月，扶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46]《魏书》则载：“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47]从有关勿吉—靺鞨诸部分布范围看，南北朝后期，北夫余所在的北流松花江中游地区已经归属粟末靺鞨部，东夫余(北沃沮)所在的今图们江下游地区已经归属白山靺鞨部。正是伴随着勿吉—靺鞨人南下，北夫余、东夫余消失于历史舞台，其族群人口融入高句丽与靺鞨之中。 再次，语言、文化上的相近是实现族群融合的重要基础。 沃沮、夫余，包括濊人能够在政治体离散后迅速融入高句丽人之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与高句丽之间文化上的高度接近。据《三国志》记载：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东沃沮“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似句丽”。濊“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衣服有异”。[48]虽然文化近似并不是融为同一族群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近似性，特别是语言相通，为族群融合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讨论了边疆族裔群体融入高句丽的过程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最后成为高句丽治下的边疆族裔群体的靺鞨为什么没有被高句丽所整合？首先，上文已述及，高句丽一度征服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靺鞨、白山靺鞨等，且依托夫余城、栅城建立起城邑统治。但是，在高句丽统治靺鞨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靺鞨政治体系离散的情况。一方面突地稽部在与高句丽战争失败后，选择南迁营州；另一方面，进入高句丽统治之下的靺鞨人，仍然保留了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如前引《李他仁墓志》载“统三十七部靺鞨”，唐太宗征高句丽时，靺鞨人也以独立的军事组织形式出现。[49]其次，靺鞨人与高句丽人在文化上属于不同系统，“言语独异”，[50]“俗皆编发，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51]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严重阻碍了其族群认同向高句丽认同的转化。 三、入居高句丽的中原流寓民的族群认同问题 在高句丽发展史上，有大量中原人口因各种原因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句丽兴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此，中外学者已有很多研究。[52]但是以往的研究只从政治归属上讨论问题，并没有注意族群认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边疆族裔政治体相比，中原流寓民来自比高句丽更发达的政治体，具有更为发达的文化，他们在进入高句丽统治下后，是否会改变自身的族群认同，融入高句丽人之中，还是保持自身的族群认同，在一些特殊时期，因不同的族群身份而采取不同的政治行动，值得深入探讨。 原乐浪、带方地区的中原流寓民是一类特殊群体。自汉武帝开设四郡以来，乐浪郡(大同江流域)以及东汉末设立的带方郡(载宁江流域)长期存续，直到4世纪初，高句丽南下。《资治通鉴》载：晋愍帝建兴元年(313)，“辽东张统据乐浪、带方二郡，与高句丽王乙弗利相攻，连年不解。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53]廆即前燕慕容廆，张统率领二郡民内迁，半岛不再有二郡建置。但是，二郡建置内迁，并非是汉人在半岛政治势力的完全消亡，赵俊杰指出：“除去二郡灭亡后依然聚众自保，留在故地的汉人遗民外，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各地的部分汉人也在‘五胡乱华’的大背景下，辗转逃往辽东，并经由辽东流徙至朝鲜，二郡灭亡后黄海南道出土的多例后赵建武年号纪年铭砖正与此相应。同时，中原、东北等地也有不少汉人为躲避兵祸或政治迫害出奔朝鲜，有许多最终到达并定居于黄海南道的汉人聚居区。”[54] 显然，这些以亲缘或地缘为基础聚族而居，经历着“定居与乡愁”的“汉人”正是依靠族群认同维系自立性。这种自立性一直持续到5世纪初，例如黄海南道安岳郡的安岳3号墓(冬寿墓)，仍使用东晋年号永和十三年(357)，所有官职与晋制相合；而德兴里壁画墓(幽州刺史镇墓)，转而使用了高句丽的年号永乐十八年(408)，且拥有了高句丽官位“国小大兄”，但是在政治名号上仍保有中原特征，文化上更以中原为主。 有关幽州刺史镇的情况，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议，刘军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思路，即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中有关墓主镇的仕宦履历，是按照先散位后职位以及任职先后顺序排列的。[55]如果这一判断不误，就说明“国小大兄”与建威将军、左将军、龙骧将军一样，是属于位阶性质的名号，具有身份意义，但是不具有职权。这一点，笔者在讨论高句丽官阶时已指出。[56]当然，关于镇如何获取上述职衔，刘军认为，是其“公元396 至407 年间相继担任辽东太守和幽州刺史，履职跨越后燕和北燕两朝。他在辽东太守任上曾以个人名义接受高句丽小大兄封号，意在协作共管郡中事务。高句丽势力一度抵达辽东，却远未能覆盖幽州全境，故他晋升刺史后主动解除该职”。[57]现在看来，认为“国小大兄”是镇任职辽东太守时期获得，并与高句丽“协作共管郡中事务”，并无任何佐证，且晚于“国小大兄”的左将军、龙骧将军、幽州刺史等职衔，也并无明确的证据证明是实际任职。日本学者武田幸男认为，该墓壁画题材超越现实，将对中原王朝的思慕转化为对东汉王朝这一统一帝国昔日盛景与荣光的追思。[58]此论证更为充分，本文暂采其说。 从镇的墓志铭看，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其在记述中原官号的同时，改用高句丽年号永乐，而“小大兄”之前加一“国”字，充分说明以镇为首的中原流寓集团在政治上正逐渐接受高句丽的统治。[59]其中“小大兄”，并不见于文献记载的高句丽品位体系。笔者认为，既然墨书铭是顺序记载墓主生前获得的政治名号，则小大兄也可能是小兄、大兄的简写。由低到高授予两个等级的贵族名号，反映了以镇为代表的中原流寓势力逐步进入高句丽政治体系的过程。 郑春颖指出：德兴里古墓壁画不见集安高句丽古墓壁画大量出现的高句丽族服饰因素，是墓主人及其所属集团不是高句丽族人的体现。以礼佛图为例，德兴里古墓后室东壁所绘人物服饰均为汉系和鲜卑系服饰。这说明，在政治上刚刚交汇的时期，文化上的影响还没有开始。[60] 实际上，从《好太王碑》碑文记载看，好太王时代，有“巡下平壤”的武功，但是并没有过多的关于大同江、载宁江流域中原流寓民的记述，在征发为守墓烟户的新旧民中，也没有涉及相关人口。赵俊杰通过研究考古发现指出，到5世纪后叶至6世纪前叶，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出现高句丽固有葬制与汉地葬制的融合，“高句丽在迁都平壤后，不断深化对平壤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从 5 世纪后叶开始，随着佛教建筑与造型艺术的传入，整个大同江、载宁江流域的墓葬形态出现了超越民族葬制差异的共同演变趋势。以此为契机，高句丽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在高句丽势力的强势渗透下，汉人集团的高句丽化进程愈加明显，大同江、载宁江流域高句丽社会的构建即将完成”。[61] 中原流寓民在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形成聚居区，在与高句丽互动过程中，成为一个特殊的边疆族裔政治体，高句丽对这支政治势力的统治，同样是通过授予统治者高句丽贵族名号，形成羁縻统治。德兴里壁画墓东壁为出行图，其上有墨书题记：“此人为中里都督”。“中里都督”为高句丽中央禁军将军名号，题记信息简短，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此人”指墓主，则说明镇在获得大兄位阶的同时，还得到“中里都督”的职位，但是，这一名号并未出现在墨书铭所书墓主官衔中。第二种可能是另有重要人物，很可能就是高句丽派到这一支政治势力中的监临之官。这样就与高句丽对沃沮、北夫余等的统治方式相一致了。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并强化对大同江、载宁江流域的统治，是造成中原流寓民聚居区离散的重要原因。 在进入高句丽的中原流寓民中，除了上述首先在高句丽周边地区形成政治集团，再以边疆族裔政治体的形式融入高句丽的特殊现象外，更多的是以大小不等的规模直接迁入高句丽境内，对于此类迁徙情况，前人多有梳理，大致分为战争掳掠、失意避难、避乱来投、战败被俘等多种原因。[62]高句丽对此类流寓民的安置方式，大多没有具体言明，可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具有一定规模的来投或者虏获人口安置于某城，如“(故国川王)二十一年 (217年)秋八月，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63]美川王三年 (302) “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64]“(北魏)太延二年，高丽遣将葛卢等率众迎之，入和龙城，脱其弊褐，取文通精仗以赋其众。文通乃拥其城内士女入于高丽……高丽乃处之于平郭，寻徙北丰”。[65]二是对于战败被俘的人口，“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66] 两种不同的安置方式，对于中原流寓民族群认同的发展演变存在不同的影响。集中安置，有利于流寓民族群认同的保持，特别是来投或虏获的人口，往往是举家迁徙，聚族而居，从而延续了自身的亲缘网络、文化象征，进而保持固有的族群认同。例如《韩暨墓志》记载其父韩详，“属群飞海水，天下乱离，戎狄窥疆。孝昌失驭，高丽为寇，被拥辽东。虽卉服为夷，大相引接，钦名仰德，礼异恒品。未履平壤之郊，递拜大奢之职。非其好也。出自本心辞之以疾，竟无屈矣。执节无变，斯之谓乎。华夏人安，宗祧更立，率领同类五百余户归朝奉国。诚节可嘉，爵以酬功，授龙城县令”。[67]韩详一族被高句丽虏获，安置于辽东，韩详本人“递拜大奢”位阶，但是并无职位名号，一方面说明韩详具有一定的声望地位，同时也说明高句丽逐步承认其身份，但是并未赋予职权。这种情况下，韩详一族在政治上、族群上都会与高句丽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为其“率领同类五百余户归朝”埋下了伏笔。又据《刘元贞墓志》载：“八代祖轩，仕冯燕为博士郎中，卒，子孙从燕迁于辽。祖娄，寄辽为耨萨，视中之将军也。轧封东平，得甫天室。”[68]有学者认为“刘元贞的祖先也因此寄居于高句丽境内，成为高句丽化汉人”。[69]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说刘氏一门高句丽化(如果是指族群认同)，并无任何证据，相反，从其祖先记忆及回归中原的举动看，他还牢固保持着原有族群认同。 实际上，从高句丽的角度看，中原流寓民也是一类特殊群体，在需要时能够加以识别。《北史》载：“(北齐)天保三年(552年)，文宣至营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丽，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从者，以便宜从事。’及至，不见许。柳张目叱之，拳击成坠于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动，乃谢服，柳以五千户反命。”[70]唐初要求高句丽放还陷落人口，“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71]当然，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战败，导致大量军士陷落，数量要远高于万数，他们大多都是青壮男丁，而高句丽采取“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族群认同的嬗变。 《册府元龟》载：“唐陈大德为职方郎中。贞观十五年(641)，大德使于高丽……而行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大业末因平壤败，遂没于此。高丽妻以游女，子孙盈室，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谓亲戚存不，大德绐之曰：‘汝之亲属悉无恙。’莫不垂涕而去，更相告示。数日之后，大德在涂，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田野。”[72]虽然陷落高句丽人口的第一代仍然保持固有的族群认同，望故国使者而痛哭，且数量巨大，但是到唐太宗、高宗两代伐高句丽时，却几乎没有见到基于族群认同的叛高句丽而降唐的状况，究其原因，是第一代陷落高句丽的隋人已经纷纷老去，从时间上看，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发生在612—614年，到唐太宗伐高句丽的贞观十八年(644)，已经过去整整30年，更何况到唐高宗灭高句丽时期(668年)。按古人的平均寿命，即便是在世，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至于第二、第三代，由于母系血统、通婚、杂居、文化混合等因素，在族群认同上已经融入高句丽之中。 但是，在我们已发现的高句丽遗民墓志中，确实又有相当部分将祖先追溯到中原流寓民的事例。据李成制统计，迄今已发现高句丽遗民墓志为27件，将先祖追溯为中原流寓民的有10件。[73]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假托，如将先祖记述为殷(高足酉、高远望)、周(高木卢)、春秋(南单德)，战国(高德)时人；有一些虽然代际传承较为清晰，但是经不起推敲，如李隐之、李怀家族。[74]因此，真正出身中原流寓民者寥寥无几。相对较为可靠的是《豆善富墓志》对豆氏一族的记载：“君讳善富，字晖，其先扶风平陵人也。十八世祖统，汉雁门太守，避族文武之难，亡于朔野，子孙世居焉。至后魏南迁，赐纥豆陵氏。六世祖步蕃，西魏将，镇河曲，为北齐神武所破，遂出奔辽海，后裔因家焉，为豆氏。□皇唐征有辽之不庭，兵戈次玄兔之野，君考夫卒慕远祖融河外纳款，遂斩九夷列城之将，稽颡旌门。扶邑落涂炭之人，归诚□魏阙，天书大降，荣宠一门，昆季五人，衣朱拖紫，□犂木二州□□诸军事，赐紫金鱼。”[75]当然，墓志中对后魏纥豆陵氏祖先的追记未必可信，但是，作为非高句丽姓氏的家族，其入居高句丽的历史应该是可信的。尽管墓志隐去了其进入高句丽后担任的官职，但是，从其降唐后，被授予“□犂木二州□□诸军事，赐紫金鱼”看，应该是生活在高句丽地方城邑的势力之家，其中二州之“木”或者就是指随泉男生共同降唐的木底州。[76]从豆氏家族记忆看，这样的势力之家，对于自身的族源出身是更为重视的，谱牒传承，族群认同反而不易改变。 结 语 本文进入古代史研究中一个较难把握的领域——族群认同问题，认同来自于主观意念，如何通过史料来度量？但是古代社会，也并非不存在族群认同，特别是在缺乏政治怙恃的移民群体中，异文化体验、定居与乡愁、战败经历、政治压迫等等都会在群体中产生休戚与共的同族情感；同时，行政管理异质化、文化差异、聚族而居等因素，又是族群认同长期维系的必要条件，当这些条件丧失后，弱势族群则不能长期维系自身的族群认同，转而融入统治族群之中。当我们把族群认同的维系与嬗变转换为上述条件的存在与丧失，就为我们考察族群认同问题提供了线索。本文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高句丽史上外来族群问题展开讨论。由于外来族群人口在高句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其族群认同维系、嬗变的历史考察，也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深化了我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 作者简介：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北边疆史、民族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句丽史上的族群问题研究”(17BMZ027) [1]李成市：『古代東ｱｼﾞｱの民族と国家』、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 [2]罗新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Anthony D. Smith，The Antiquity of Nations, Malden: Polity Press, 2004, pp.18，29，32－41. [5]以往学界有关高句丽史上外来族群的研究，多集中在哪些族群进入高句丽统治之下，人口数量多少，最终融合结果等方面，如耿铁华：《高句丽民族起源与民族融合》，《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杨军：《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东北史地》，2006年第5期；孙泓：《高句丽统治下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中国朝鲜史研究会：《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7页。 [6]日本学者李成市认为所谓高句丽建国始祖朱蒙记忆，是四五世纪，随着大量夫余人进入高句丽，并承担起重要政治职责的情况下，参照夫余祖先神话新创作出来的。参见李成市：『古代東ｱｼﾞｱの民族と国家』、63－91頁。 [7]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四《高句丽本纪第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8]杨军：《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4页。 [9]《三国志·魏书》卷三○《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43页。 [10](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六《高句丽本纪第四》，第200页。 [11]《三国志·魏书》卷三○《高句丽传》，第843页。 [12]范恩实：《高句丽祖先记忆解析》，《东北史地》，2013年第5期。 [13]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14]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84页。 [15]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995页。 [16]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959页。 [17]《大周故镇军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赠幽州都督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高公(质)墓志铭并序》，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18]《周冠军大将军、行左清道率府频阳折冲都尉高乙德墓志》，转引自葛继勇：《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9](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三《高句丽本纪第一》，第176页。 [20]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五《高句丽本纪第三》，第191页。 [21]《三国志·魏书》卷三○《东沃沮传》，第846页。 [22]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第318页。 [23][日]池内宏著，王建译，刘凤翥校：《夫余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民族史译文集》第13集，1985年，第203页。 [24]张博泉：《汉玄菟郡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6期；杨军：《东夫余考》，《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 [25]林沄：《夫余史地再探讨》，《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李健才：《三论北夫余、东夫余即夫余的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 [26]《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6页。 [27]《资治通鉴》卷七五《魏纪七》，魏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俭以高句丽王位宫数为侵叛”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365页。 [28]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第322页。 [29]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第319－320页。 [30][日]池内宏著，王建译，刘凤翥校：《夫余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民族史译文集》第13集，第203页。 [31]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第365页。 [32](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九《高句丽本纪第七》，第232页；《魏书》卷五《高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页。 [33]《魏书》卷一○○《高句丽传》，第2216页。 [34]《隋书》卷八一《靺鞨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22页。 [35]《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79页。 [36]《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9页。 [37]转引自孙铁山：《唐李他仁墓志考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36页。 [38]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五《高句丽本纪第三》，第191页。 [39]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八《高句丽本纪第六》，第224页。 [40]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第339－343页。 [41](唐)陈大德：《奉使高丽记》，转引自高福顺、姜维公：《高丽记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42]杨军等：《高句丽官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224页。 [43]王绵厚：《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44]《魏书》卷三○《东夷传·东沃沮》，第847页。 [45]《晋书》卷九七《东夷传·夫余国》，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32页。 [46](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九《高句丽本纪第七》，第232页。 [47]《魏书》卷一○○《高句丽传》，第2216页。 [48]《三国志·魏书》卷三○《东夷传》，第843、846、848页。 [49]《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第6192页。 [50]《魏书》卷一○○《勿吉传》，第2220页。 [51]《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第5358页。 [52]西本昌弘：「樂浪·帶方二郡の興亡と漢人遺民の行方」、『古代文化』41、1989 年；：「4樂浪·帶方地域 墨書銘147，1995, 1－45；：「4高句麗樂浪·帶方中國系 亡命人」，『』53，2009，159－200；：「4～5」，『』32，2003，131－159；：「4～5高句麗中國系 流移民」，『』68，2014,111－141；：「流移民來投高句麗遼東世居－」，『』55, 2020, 83－111；赵俊杰：《乐浪、带方二郡的兴亡与带方郡故地汉人聚居区的形成》，《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 [53]《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王浚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条，第2799页。 [54]赵俊杰：《乐浪、带方二郡的兴亡与带方郡故地汉人聚居区的形成》，《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 [55]刘军：《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记再探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56]范恩实：《夫余兴亡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213页。 [57]刘军：《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记再探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58]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東ｱｼﾞｱ 』、東京：岩波書店、1989年、91頁。 [59]关于“国”字，墨书铭原字漫漶，保留部分与“国”接近，但明显缺最后一横，目前学界认同“国”字的居多，本文从之。 [60]郑春颖、冯雅兰：《服饰学视角下的德兴里古墓壁画研究》，《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61]赵俊杰：《4－7世纪大同江、载宁江流域的社会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第147页。 [62]祝立业：《流入高句丽的汉人群体的分期、分类考察》，《东北史地》，2011年第3期。 [63](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六《高句丽本纪第四》，第205页。 [64](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七《高句丽本纪第五》，第216页。 [65]《魏书》卷九七《冯文通传》，第2128页。 [66](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五七《奉使部》，中华书局影印本，1988年，第2219页。 [67]《朝阳韩暨墓志铭》，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 [68]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196页。 [69]辛时代：《唐高句丽移民〈刘元贞墓志〉考释》，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编：《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第7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70]《北史》卷九四《高丽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15页。 [71]《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第5321页。 [72](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五七《奉使部》，第2219页。 [73]：「流移民來投高句麗遼東世居－」，『』55, 2020, 83－111。 [74]楼正豪：《新见高句丽移民李隐之墓志铭考释》，《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75]《大唐故忠武将军摄右金吾卫郎将上柱国豆府君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523页。 [76]《大唐故特进泉君(男生)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66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