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幕末时期著名志士。明治维新以后，松阴被逐渐塑造为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人物，成为军国主义宣传的重要工具。由此而形成的松阴观直至今日依然有很大影响。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井上哲次郎和关根悦郎所塑造的松阴形象为个案，试图通过对前者的考察来展示符合近代日本官方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吉田松阴像的编制过程，通过对后者的考察来分析对前一操作的抵抗之所以失败的内在原因，即吉田松阴的思想实态对松阴形像塑造者所施加的制约。 [关键词]武士道，吉田松阴，井上哲次郎，关根悦郎 前言 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幕末时期的著名志士。19世纪后半期日本屈服于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打开国门后，他为维护日本的独立，积极探索实现政治变革的途径，终被保守专制的幕府处以斩刑。松阴门下涌现出一大批倒幕维新运动的功臣，如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后，吉田松阴愈来愈被追念刻画为一个“神化”的人物。[1]日本历史学家田中彰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出版的吉田松阴传记作品在250册以上，松阴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狂热遵奉的精神偶像。[2]田中将这些传记所刻画的松阴像的变迁过程总结为：“在与天皇制的关联中，作为体制性意识形态，松阴被渐渐渲染着色。”[3]（P125）他又进一步指出：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奈良本辰也的《吉田松阴》（岩波书店、1951年）的出版为开端，逐步实现了“没有经过自我批判的松阴像的复活”。这导致“战争责任暧昧不明”，特别是以冈不可止、福本义亮等为代表的传记作者，“在战争时期描写军国主义的松阴像，疯狂地鼓舞战争士气”，在战后重又执笔描写松阴，却“看不到任何自我批评”。[3]（P110-111）田中其实是认为松阴的真实形象被后人歪曲了。他说：“松阴对自己提倡的建立天皇的绝对权威＝维新‘革命’，大概是赞同的。但其门下生们逐渐以藩阀体制的形式强化天皇制，如果松阴能看到这个结果，他难道会默然置之吗？其门下学生所建立的明治国家体制与松阴的目标日渐背离。”[3]（P52）基于这种认识，田中的指责集中于松阴传记的作者。但是问题的另一侧面也让人深思：为什么吉田松阴会被选做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典型形象？松阴的思想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其需要？这是本文力图解明的课题。 近代以来论述吉田松阴的视角主要有两个：尊皇主义（即尊奉天皇为绝对权威）和武士道论。田中彰主要考察了前一视角下的松阴像，而且集中于传记作品。在这一方法论之下展开的松阴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够充分。例如，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有1893年的初版与1908年的改订版两种，分析其异同之处可以很好地显示内在于松阴思想之中的多种可能性及其局限性。田中也注意到了两版之间的变化：“在改订版中，初版中的‘革命’这一字眼全部消失了。‘革命’换成了‘改革’。”[3]（P42）变化实际上不止如此，初版中并未提及武士道，改订版中却新设了《松阴与武士道》一章，并把吉田松阴作为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来描述，其观点明显是受到了著名武士道论者井上哲次郎所编织的“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武士道系谱(详情参见本文第一节)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首先以井上的松阴论为中心进行分析，以求展示需要经过怎样的具体操作，才可以编制出符合官方所需的松阴像。然后以关根悦郎的名著《吉田松阴》（白扬社、1937年）为中心进行分析，以求揭示对前一操作过程的抵抗之所以失败的内在原因，即松阴思想实态对松阴像的创作者所施加的制约。在学习田中彰宏观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采取的是细致考查具体个案的研究方法，希望能够有助于加深理解吉田松阴的思想与近代日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 一、井上哲次郎：武士道系谱中的松阴像 明治41年（1908）10月17日，近代日本最大的教育者团体“帝国教育会”在松阴殁后五十周年召开纪念大会。在大会之前，松阴神社得到了天皇下赐的祭粢料（供物费用）。此次纪念大会是吉田松阴像被编入国家意识形态体系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田中彰指出，从德富苏峰初版本《吉田松阴》刊行的1893年，到其改订版刊行的1908年10月即松阴纪念大会召开前一周左右，是松阴传记出版史上的一个空白期。但是当纪念大会召开的时候，“在这次纪念大会的名誉委员中，以政界、财界、学界的名人为首，当时的文化、言论代表者共有204人署名，大会委员有22名。其中可以看到井上哲次郎、德富猪一郎（苏峰——原注）、嘉纳治五郎等人的名字，他们后来都发表了追颂演说。看到这名士云集如满天星斗的大会，便可以明白吉田松阴已经被作为明治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供奉起来了。”[3]（P45）那么，在松阴传记出版史上的空白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吉田松阴到1908年10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明治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了呢？田中的书中没有论及。为了考察这一转变，必须分析井上哲次郎的工作。 井上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著名代言人。他对松阴思想的初次全面论述见于其1900年10月出版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一书。当时日本还没有形成后来盛极一时的武士道热，吉田松阴也还没有成为“明治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井上主要是把松阴作为日本阳明学派的一员来叙述。关于松阴的著作，井上最看重吉田松阴推崇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楠木正成（1294-1336年）所谓“愿七生人间，以灭国贼”的思想的《七生说》。[4]（P556）井上全文收录了松阴此文，又引用吉田松阴书信中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若不能做些抒发心中郁愤的事情就死了，没有办法成佛。”称赞松阴的“死生之说”，是“豪杰的生死观”。[4]（P559）最后又收录了松阴的两首汉诗，并赞道：“如非其决心之强固，学问之素养，不能至于此，自不待言。”[4]（P560） 但是与吉田松阴相比，井上在谈论幕末维新时期的志士对近代日本的精神影响时，对另一位阳明学者西乡隆盛（1827-1877年）有更高的评价。井上认为，虽然西乡在1877年发动反对明治政府的叛乱，带着“逆贼”之名而死，但是，“他由此而得以激发活力，鼓舞士气，进行了实弹演习……如此锻炼得来的胆量和技术，应用于日清战争（指甲午战争——引用者注），无疑是其制胜的一大原因。然则后人岂无所负于南洲（西乡隆盛的号——引用者注）乎。然后可知此本来源于其方寸之中所养成的炯炯然一点良知之光也。”[4]（P553－554）在这个时候，井上也还没有开始强调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军队的影响，而是推崇阳明学的行动精神，盛赞西乡隆盛的“良知之光”。他如此总结西乡的行动：“充以至诚，其下定决心行动时，生死皆不放在眼里。”[4]（P552） 这些要点，大体和在近代日本大力宣传的所谓松阴精神是一致的。比如，德富苏峰说：松阴“一生的画龙点睛，在于至诚二字”。[5]（P458）并以“彼实为学至诚而得至诚也”[5]（P463）一语，结束了其改订版《吉田松阴》的“画龙点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作为近代日本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人物形象，吉田松阴总是以藩主或天皇的具体意志作为判断标准，而西乡隆盛则依据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判断标准而思考和行动。西乡有著名的“敬天爱人”之说：“道者天地自然之物也。人若行之，则以敬天为目的。天者对人对我，皆给予同一之爱，以爱我之心爱人也。”[6]（P13）由此确立了不依赖他人的意志，根据自己的思考而行动的主体性。他主张：“不以人为对象，以天为对象。”[6]（P13）因此，他能够不管面对的是藩主、将军，抑或是天皇名义下的明治政府，完全基于自己的判断而自由地决定支持还是反对。岛津久光曾指责他说：“西乡智勇胜过世人，气量宏大且意志坚忍，乃当代豪杰也。虽然，于君臣之大义却甚为失节。服从彼人之壮士，对久光忘却君臣情谊，无礼之举不计其数。……既不思数代蒙恩之旧主，其心不顺时则引弓以对朝廷，亦无足怪。”[7](P33)这实际上表明了西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传统的君臣观念的限制。 与对藩主“失节”、向天皇“引弓”的西乡相反，松阴终生未能超越对藩主或天皇忠诚。他曾遭遇同藩武士的指责：“义卿（吉田松阴的字——引用者注）尊攘（指‘尊王攘夷’即尊奉天皇、排斥外国人——引用者注），不顾君国。”便满腹委屈地自辩：“勤王诸策，虽过激矣，虽过愤矣，吾之心赤，一毫不负吾公。”[8]（P361)松阴是通过强调自己的意志绝对符合藩主或者天皇的意志，来论证其政治主张的正当性。他没有西乡那种叛逆的勇气，因为他没有西乡那种超越性的道德判断标准，无从建立个人的主体性。松阴的主体性被埋没于对藩主或天皇的忠诚之中。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两人对“道”的理解。西乡认为：“道者，天地自然之物也。然则，虽西洋决无差别”。[6]（P8）与西乡所强调的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相反，松阴则认为日本有独特的“道”，所谓：“皇朝君臣之义，卓越于万国之上，此乃一国之独也。”而欧美等国却“以土地远隔而风气不通之故，人伦之大道亦失其义”。[9]（P272－273）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松阴之所以最终成为“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并非完全由于松阴像制作者的操作和虚构，在其思想之中原本便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而所谓松阴像的体制化过程，正是这一“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过程。转变的起点是井上哲次郎在明治34（1901）年3月23日应陆军教育总监部的委托，在中央幼年学校所作的演讲《谈谈武士道》。在这次演讲中，井上首次开始提倡复活武士道精神，而吉田松阴也初次被塑造成武士道的典型。 井上称德川时代（1603-1867年）著名学者山鹿素行（1622-1685年）是“武士道的化身”。[10]（P31）他认为鹿素行由于受到幕府文教政策的限制，不能自由地讲授自己的学问，因此其门人尽是兵法（即兵学，指军事学）的门人。“但是经过多年以后，终于得到一个有力的门人。不是别人，正是吉田松阴。……间接地继承了素行的学问系统的，是吉田松阴。”[10]（P24）井上强调山鹿素行一度湮灭不彰，恰好突出了自己再度发现素行的创造性贡献。但如果素行的武士道无人继承，所谓的传统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正是井上在推出素行的同时，也必须重新推出松阴的理由。而且明治政府中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许多要员都出自吉田松阴门下，于是武士道传统或松阴精神便与近代日本的崛起顺理成章地建立了联系。 井上于1902年出版的《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在论述山鹿素行时，进一步展开了其关于武士道系谱的论述。井上写道：“素行武士道的精神在于《武教小学》，然而该书简约而不涉细目，故与吉田松阴的《武教讲录》并讲始得全。”[11]（P89）但值得注意的是，吉田松阴本来是被井上收入《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的，而阳明学正是倡导古学的素行的抨击对象之一。井上如此不顾自己前后矛盾，为的是构建武士道的传承系谱。实际上，他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论述吉田松阴时根本没有提及武士道，在叙述其师承时强调的是佐久间象山。而在1901年的演讲中，他换了一种说法：“关于西洋的事情，是象山教的，但是松阴处身之精神，全自素行传来。”[10]（P33）赋予松阴以在武士道发展系谱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显然是井上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出版之后才形成的观点。 井上此次演讲中所强调的松阴精神有两个要点。第一点是“死”的问题：“所谓武士，须时时刻刻准备好去死，（素行）有这样的教导。……素行最令我们尊重的地方，在于死节这一点。松阴学之且实行之。”[10]（P33）第二点是“决心”的问题：“武士道最可贵之处在于促发人之决心，使其下定决心，于其所为之处决无所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