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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益州学馆记》中的“上古盘古” 饶宗颐《盘古图考》一文将盘古的出现年代从三国提前到东汉，其依据有二。其一，初唐贺遂亮撰《益州学馆庙堂记》载：“（上缺）文翁为蜀郡守，始趋文学（缺十六字）堂（缺）初闻时逢百六烈火□灾，堂及□□二（缺七字），唯石室独存。至东汉兴平元年岁（缺）名堂为周公礼殿。其堂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历代帝王之像，梁上画仲尼及七十二（缺）中益州刺史张收所画，今检□皆（缺七字）军（缺三字）有□□蜀中□二（缺）楹有书更精妙，甚可观□有能（缺三字）欲（缺十一字）此久（缺）益州刺史刘悛所画耳。”其二，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转引《益州学馆记》：“献帝兴平元年，陈留高眹为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东别创一石室，自为周公礼殿。其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耆旧云：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笔。古有益州学堂图，今已别重妆，无旧迹矣。刘瑱，齐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刘悛，再修玉堂礼殿……时推妙手，画仲尼四科十哲像，拜车服礼器。今已重妆别画，无旧踪矣。” 二文描述周公礼殿壁画重绘，先后提到张收、刘悛绘制图像。虽经重绘，“上古盘古”始终居于首位，排在李老、历代帝王、仲尼（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之前。南宋楼钥在《跋周公礼殿图》中亦有提及他家收藏的周公礼殿绘本，与当时流传的绘本存在很大差异，但盘古仍居于首位。他说：“余近得临江《周公礼殿图》石刻……疑与先人所藏画本不侔。闻大资政赵公帅守成都，尝摹礼殿本，为八轴。借而校之，丹青焕然，自盘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 元代王恽在《汉文翁讲室画像》中也提及益州学馆：“成都有汉文翁高朕石室，壁间刻三皇五帝以来圣贤画像，蜀太守张收笔也。收，献帝时人。近过刘氏家塾，遂获其本。盖自盘古氏以下至仲尼七十弟子百一十三人，画极精妙简古，经千有余岁，无丝发剥坏。”但需要指出的是，王恽此文问题有二：其一，称张收“献帝时人”，与《益州学馆记》“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之说不合。饶宗颐考证此张收为西晋人，乃张载之父，曾任蜀郡太守。张收任蜀守时，距高眹辟建周公礼殿已近百年，原图陈旧，发生改绘之事也顺理成章。其二，称“文翁高朕石室”，且不说“眹”误作“朕”，还有混淆文翁、高眹之嫌，殊不知文翁为西汉景帝、武帝时人，为蜀郡太守，在成都建石室，首倡儒学；高眹为东汉献帝时益州太守，再建石室，并辟周公礼殿。二人睽隔三百五十余年。周公礼殿最初图绘，当在落成之时。《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礼殿记》云：“郡将陈留高君，节符典境，……大小推诚，兴复第馆，八音克谐，鬼方来观。”若仅有石室，恐无可观之处，必有奇异图绘，方能产生“鬼方来观”的轰动效应。至于高眹是否绘制盘古像，有人认为周公礼殿是儒家礼仪场所，盘古、李老等儒家之外的神祇很难相融，否定东汉末礼殿内有盘古像，进而否认东汉末年已有盘古神话，只承认西晋张收重绘时有盘古像。其实，儒家乐于追述古圣，称道上古帝王，溯及盘古，符合儒家一向的思想品格和包容特征。高眹在周公礼殿绘制盘古、李老完全是可能的。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贸然否定《益州学馆庙堂记》《益州学馆记》的记载。 实际上，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也曾提及周公礼殿画像。他引述《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云：“殿在子城内，南门之东，前汉文翁学宫故址后，汉献帝兴平元年甲戌，太守高眹重立，旧号周公礼殿。殿制甚古……三方悉图画上古以来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文后罗列图画中可辨认的“上古以来君臣”的名字，盘古仍冠于首位，其后为伏羲、神农、仓颉、黄帝等。至于周公、老子、孔子等人，位置远在其后。盘古在《益州学馆庙堂记》等文献中，排列顺序一直先于其他上古帝王及李老。文中虽未述说盘古功绩，但他所处的位置却暗示了他的功绩之大，地位之高。结合三国时期《魏大飨记残碑》“起尚盘古”，韦昭《洞纪》“盘古一日七十化，覆为天，偃为地，八万岁乃死”，及《三五历纪》中的相关叙述，可以看出，盘古神话在三国时期已在中国南北流传，而且在国家祭典中也列为祭祀对象。这些表明，三国时期盘古神话及信仰已在中国流传很长一段时间了。因而，依据周公礼殿盘古画像等材料推断东汉中后期有盘古神话在讲述，且有信仰活动，并无不合逻辑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