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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野作业对民族志工作者来说本身即是一种具身性实践。田野作业虽然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调查者身体的在场，但早期的参与观察对客观性的追求遮蔽了调查者与调查过程中的主观性及研究者身份角色对调查的根本影响。通过把田野作业的方法和理论放入美国民俗学20世纪表演转型及其后的学术史脉络，可以发现田野作业方法变化中不同的身体在场方式如何与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变迁深刻关联，甚至与表演转型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从采风式搜集到参与式融入，田野作业对于学科方法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田野作业；具身性；田野在场；采风式搜集；融入式参与；自我；体知 一、田野作业与身体在场 身体转向(the body turn)是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以来影响西方人文社科界的重要思潮。以此为发端，受西方身心二元论长期遮蔽的身体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民俗学也由之拓展出了身体民俗(bodylore)的视角。但是人类学和民俗学对身体关注的历史其实更为悠久。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在1934就提出了至今仍深具理论潜力的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s)概念。江绍原1928年出版了《发须爪》，而美国民俗学家阿彻·泰勒(Taylor Archer)的《上海手势》出版于1956年。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66年的《洁净与危险》和1970年的《自然象征》则深刻地揭示了源于身体的认知是人类认识、理解与想象自然与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为什么人类学、民俗学者会更早地注意到身体？为什么身体在这些学科中得以可见？ 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曾探讨了人类学更早开始关注身体的原因。他归结为四个方面：首先是源于哲学人类学传统中对身体和人的本质关系的探讨；其次是人类学对自然与文化二元关系的思考，身体成为自然与文化共同的焦点；第三则是人类学的进化论思想对身体生物性的关注。最后一个原因，特纳认为是因为在人类学主要关注的前现代社会中，“身体常常是公开展示社会地位、家庭角色、部落归属、年龄、性别和宗教情况等各种标记的重要表面”。在此，我想在特纳第四点原因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思考。我认为，身体在人类学中的较早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前现代社会中，身体是更为凸显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且因为在人类学的学科方法中，包含一种重要的具身性(embodied)实践，那就是田野作业。在田野中，很自然的，人类学家有机会去直接面对那些所谓异国情调但却会说、会动、有感情的真实的人类身体。对于许多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者而言，研究人与人类社会并不一定需要考察具有真实身体的人。人可能只是文献中的人物，可以只体现为数字，只存在于抽象的概念中。但对人类学家来说，田野记忆中人与人的交流是无法抹去的，他们的访谈对象是人，具有真实存在的身体，无论这种人的身体性在后来的民族志写作中被如何展示再现，无论这些具体的人如何被抽象、概括而纳入各种社会文化的范畴与结构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仅访谈对象具有身体性，人类学家自己在田野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身体，虽然在人类学早期的研究中，他们试图忘记或掩盖这一点，试图努力减少他们的具身性，以便成为所谓的客观观察者。因此，与那些多少局限于学术象牙塔内的学科不同，田野作业必然导致田野工作者与访谈对象的不同身体，在具体的、由复杂的社会身体所构建的社会时空中的直接面对。不仅访谈对象的身体被置于学者的学术凝视(gaze)之下，田野工作者的身体也处于当地人好奇、困惑甚或仇恨的凝视之下。在早期的民族志之中，来自他者的凝视被刻意抹去了。全知全能的、不带感情的第三人称描述体现了经过科学训练的眼睛、耳朵和嘴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这是没有或者遮蔽了参与观察者个人具身性干扰的观察，其中只有视觉和听觉的经验被看成是科学可靠的。 但是，1983年，田野作业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帐篷中坐在书桌前用打字机写作的照片被公开发表。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80年代“写文化”的反思。民族志不再被看作是对调查地文化完整的客观呈现，而田野工作者自身作为具体真实的人，以及他们的身体在田野中的在场，才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从这时候开始，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田野作业不是抽象的、学者如上帝般存在的参与观察，而是特定文化语境中调查者与访谈人彼此面对、真切交流的具身性实践。 马林诺夫斯基在其1922年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详细讲述了田野作业的具体方法，其中最关键的基本前提就是提倡与调查对象生活在一起，亲眼观察他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与日常琐事，也即所谓的参与观察。与调查对象生活在一起从根本上要求田野工作者的身体处于一种特殊的身体实践中，即他们的身体在田野中特殊的在场。由于田野作业是调查双方具身性的互动实践，田野过程就不可能像科学实验那样由调查者一方掌握绝对控制权，而是双方互相博弈、互相影响的过程。因此学者在场的方式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刻意拉开距离而进行尽量客观的观察，还是多多少少的卷入地方生活，及至与调查对象深入契合、深度融入田野生活之中，其间可能的组合变化其实是一条长长的光谱，蕴含着非常多的灵活性与可能性。在这个光谱上，身体在场的差异程度与方式，或者反映了学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差别，或者源于学者个人方法与理念的不同，但其背后体现的则是特定时代学科界定、研究方法与范式的差异。因此对于田野作业方法与理论的考察，也就能从一个侧面揭示学科变迁的历程。 作为在本文化内部观察他者的民俗学研究，其田野作业的方法既是从人类学借鉴而来，而对田野作业身体性的认识，也显示出与人类学相似的轨迹。在此，本文简略追溯美国民俗学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表演理论范式转型及之后的学科反思阶段的历史脉络，考察田野作业中不同的身体在场方式如何与美国民俗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变迁深刻关联，并进一步探讨田野作业对于学科方法论的价值与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