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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野在场：自我、身份与体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田野作业已成为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苟思丁已经意识到调查者自身的情感与感觉，并且对之并不完全排斥，那么对于田野中调查者自身的身体在场所产生的理论反思，还需要假以时日和更多的田野实践的积累。 伴随着福柯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知识生产中权力关系的深入剖析，人类学从60年代开始检视其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开启学科反思，并在80年代引向对民族志田野作业与写作的反思。与之相应，美国民俗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科反思，对田野作业的方法与理论探讨也逐渐展开。 田野作业作为学科研究的基础，确认其方法的科学性是根本。早期文本搜集阶段的田野工作者以不具身体性、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形象出现，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造田野作业客观、科学的光环。但随着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的揭示，客观性的神话彻底破灭。当田野作业由真实的人完成、民族志是写成的等成为学科基本常识后，引发方法论思考的不仅仅是田野作业必然具有主观性的简单结论，而是探究研究者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和相关影响因素，特别是研究者在田野作业这一在现实生活场景中与人群发生深入互动的研究方法中的过程、经历、经验和思考。 换言之，方法论反思的焦点正是研究者本身，是他们在田野现场的身体如何参与研究。以此为线索，下文我将勾勒美国民俗学田野作业表演转型之后，20世纪90年代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思考。 第一个层面的关键词是自我，主要关注调查者在田野实践中的身份与关系构建，探讨的是研究者自身的身份(原有的或田野中形成的身份)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代表性的是1999年由印第安纳大学的贝弗莉·斯道杰(Beverly J．Stoeltje)编辑的《美国民俗学杂志》特刊：《田野中的自我》。专刊由三篇文章组成，第一篇是斯道杰与两位学生合作完成的对民俗学田野作业中自我问题的学术史回顾，后两篇则是两位女性民俗学者基于自身田野经验的个案阐发。 斯道杰等人的学术史清晰地梳理了研究者的自我与身份，如何在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从无视、掩盖到逐渐显露乃至成为方法论反思对象的过程。早期的田野作业预设的关系模式其实是调查者以高人一等的、局外人的身份去研究作为他者的调查对象。在这一模式中，不平等的自我与他者、局内与局外对立的关系设定都是使学者具有全知全能魔法的有效方法。但是现实中具身性的田野实践总会冲破这种理想的关系模式。20世纪30年代黑人女学者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叙写自己家乡社区的前卫性的民族志引发的巨大争议背后，就是自我与身份的问题终将浮出水面的根本原因，因为女性、黑人、家乡社区这每一个身份特性都意味着对于理想模式的一次冲击。 斯道杰认为，表演理论转型之后，民俗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田野作业的过渡阶段。调查者的自我、身份以及和田野对象的关系问题，虽然已经开始得到思考，但是很难在论文写作中得以表述，因为这还是无法言说的话题。伴随着知识和权力的思考，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分析一系列80年代印第安纳大学或德克萨斯大学的民俗学博士论文，作者指出，年轻研究者已无需遮掩他们在田野中的身份，开始明确讨论研究者的自我、身份、性别、族裔、宗教背景等和田野研究过程、方式与结果的关系。特刊中的两篇个案研究则更进一步，以两位年轻学者的田野经历力图把反思在理论化程度上有所推进：一个是墨西哥裔美国女学者去墨西哥研究，一个是以色列出生的犹太女学者研究纽约的犹太人社区。很显然，两个研究都充满着全球化时代性别、宗教与族群等因素为研究者的自我与身份带来的复杂张力和多元可能性。斯道杰强调，“这是一个转折的时刻，民俗学理论需要经历重要的改变才能在研究方法承认田野工作者的身份及其意义”。 如果说在关于自我与身份的关注中，研究者身体的存在还处于较为抽象的话语层次，那么第二个层面的思考则集中指向田野中在场的身体的具身性，也即田野工作者的身体感知、感觉经验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身体转向而产生的方法论思考。其中最有理论思辨性的是徳得蕾·斯科拉(Deidre Sklar)1994年在“身体民俗”论文集中发表的《能否把身体民俗带向感觉》一文。斯科拉详细谈论了她在新墨西哥州参加圣母瓜达卢佩年度祭典中震撼性的身体经验与启示，即当她被人群推入一个小礼拜堂里的瓜达卢佩像前时： 我发现我自己，没多想就跟着别人在她的像前跪下了……在一个体现慈悲、智慧和无所不在的女性化身前跪倒在地的行为是甚为愉快的。同时，我震惊地感到她的存在。好像我深深地融入了这形象所描绘的存在物，正与圣母瓜达卢佩面对面。跪下来的方式看上去非常合适——其实这是一种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对待神圣存在的肉体性的态度。谦恭取代了学术距离。 由于这次强烈的、超乎她个人以往经历的身体感觉经验，斯科拉终于能够深切地体会和欣赏她的研究对象们。她由此建议研究者以自己的身体及身体理解力(bodily intelligence)为出发点，将文化实践视为身体知识(corporeal knowledge)来研究。凭借她在研究身体的文化表达及实践中获得的身体体验，特别是宗教体验，斯克拉提出“一种可以称为动觉移情(kinesthetic empathy)的技巧”，也即“能参与他者行动的能力或能参与他者行动的感觉经验的能力”，是“一种涉及身体记忆及身体理解力的技术”。她认为，在田野调查中应尽力地用身体去模仿而非仅仅只是远距离的观察，“可以为理解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无法达成的经验提供线索。它可以为理解文化知识的身体性建构路径开辟道路”。最后她呼吁身体民俗的研究视角要达到感觉的层次，要“利用基于体知(bodily way of knowing)而来的阐释的可能性”。 由此，体知和身体感觉，不仅仅是作为整体的身体，而且包括具体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等终于进入了理论反思的层面。笔者曾经根据法国社会理论家布迪厄的分类，指出民俗生活和文化模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法与身体彻底分开、融入身体的知识(incorporated knowledge)与实践体系，它们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而了然于心、习惯成自然，不一定要表现为甚或难以诉诸于清晰的语言和话语的层面。探究这样一种融入身体的知识与实践，调查者自身的具身性参与、对自身感觉经验的明确反思其实是方法论的必然要求。简言之，以体知的方式才能去体会内化于身体的知识与实践，这是由民俗学学科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科拉说，“身体民俗不是民俗学研究中一个特别的类别，而是另外一种探究知识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 伴随斯科拉振聋发聩的倡议和身体民俗视角日益深入的探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个人经验乃至感官经验的参与和体知的价值，也越来越被学者接纳。2000年，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提出进行听觉民族志(an ethnography of listening)乃至感觉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ensory perception)研究，其目的就是要纠偏田野作业反思中对作者身份的单纯话语性反思而加入感觉的维度： “反思”转向通过写文化运动在民族志中重新加入了研究者的情感状态(affectivestate)，但是因为它把作者的自我放在中心，就放弃了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动态关系的内与外去理解感觉和感情作用的努力。 到2012年本迪克斯与人合编的关于民俗学研究最新的权威参考书中，田野作业已被看成是民俗学最为关键的、基于经验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体知性经验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由于研究者与对象作为人的经验和感觉(experience and impressions)与方法的强烈交织，意味着不只视觉(看发生了什么)和听觉(听说了什么)的其他感觉方式越来越被有意识地应用为感觉媒介。” 至此，从20世纪中后期的表演转型到本世纪初叶，美国民俗学田野工作者在场的身体逐渐显现，在理论上也完成了话语层面的自我审视与具身性方法论的发展与转换。 四、师徒关系与田野作业的意义 田野作业作为民俗学的学科基础，是否仅只是一种获取学科研究材料的方法？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在2018年出版的《人类学为什么重要》中，视人类学在当下所谓的“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的意义是一种在田野中向其他文化学习的学问。他重新阐发了参与观察和田野作业对于学科的意义： 参与观察是一种与他者共同学习的方式。人类学家并不是要去书写他者的生活，而是要加入他们，共同探寻如何生活。我认为，这就是民族志与人类学之间的区别。因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参与观察绝对不是一种搜集数据的方法。与学徒或学生的学习相比，人类学家在田野当中更像是致力于“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毕竟，我们在大学里跟着教授学习，目的不是把他们所说的转译叙述出来或者写下来给子孙后代看，而是让自己接受那些教授的教导。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老师来说，教育具有传输性和转化性，这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在田野中所受到的教育。 英戈尔德认为，人类学在向不同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客观性和生产知识，而是为了向他们学习智慧。因为在今天的时代，“呈现出如此多的知识和如此少的智慧……人类学的任务就是要去恢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用经验和想象的智慧来调和科学留给我们的庞大知识”。在知识生产与探寻智慧以拓展我们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与想象之间，英戈尔德的思考令人深思。而民俗学又何尝不面临着同样的追问与困扰呢？ 田野作业的方法和立场最终指向的是学科的目的与意义。如果我们把民俗看成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累积与传承的经验、智慧与美的创造，那么田野作业的过程就是以平等拜师的心态去学习、去欣赏这些智慧与美的唯一途径。 田野作业从精英式的、不平等的猎奇式搜集到今天的参与式融入、体验，走过了曲折的历程。与田野对象形成一种师徒的关系也是很多人在田野中采取的方式。但我们是否可以不把它看作一种田野的技巧、手段，而是一种对待民众的根本立场与心态？人与人平等以待、以心会心的田野互动，才是有温度的田野，才是我们走向田野的真正目的。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