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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堂入室：大文学观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有关族别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写作的讨论，大都面临民间文学作品的时代划分之难题，而阶段研究则一直是学科结构的历时性支柱。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的讨论结果，集中反映在邓敏文基于当时四十多种族别文学史写作而完成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一书中[10]。自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于1992年面世以来，民族民间文学已全面进入总体文学史、语种文学史、族别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分体文学史及民族文学关系史[11]的书写实践中，许多代表性文类尤其是地方文类和口头文类获得了应有的彰显。刘魁立早年提出的多民族文学史撰写的“三个台阶”（族别文学史、文学关系史、多民族文学史）[12]得到了落实。吕微从国家话语权力角度，剖析了早期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所具有的多重向度和复杂策略，展现了国家现代建构过程中民族性的历史坚守与时代精神的呼应。[13] 在“大文学观”的书写框架下，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首次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民族文学研究所合力完成的《中华文学通史》[14]。主编之一张炯在《序言》中指出，“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应该是涵盖中国各地区的文学史，即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15]根据梁庭望的统计，《中华文学通史》凡281章，其中含少数民族文学专章54章，占19%，专章内各节及其他章所包含的少数民族文学专节一共150节。梁氏认为，“虽然这部巨著将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共处于一书，但尚未能浑然一体，布局也不平衡，有游离之感，但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标志着真正的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已经提到日程。”[16]笔者作为参与者，见证了这部通史构合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各类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入史的断代难题及其处理策略。朝戈金指出，这一开山之作“首次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总格局之中，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意义特别巨大。”[17]刘跃进从“初步实现文学史古今打通、多种文体打通、多民族文学打通”的“三通”肯定了这部通史的总体价值，而这正是文学史家郑振铎的一个理想。[18] 随着“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等资料学成果的陆续出版，从少数民族故事、神话、传说、史诗、叙事诗等民间文学“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成为治史的内在理路，《中华民间文学史》（祁连休、程蔷主编，1999年）、《中国民间故事史》（刘守华，1999年）、《中国神话史》（袁珂，2005年）、《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刘锡诚，2006年）、《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祁连休，2007年）、《中国民间故事史》（祁连休，2015年）、《中国民间叙事诗史》（贺学君，2016年）、《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刘跃进主编，2019年）等学科化前沿性著作都充分地给予了详略不同的关注、呈现和阐释。赵敏俐主编、梁庭望撰写的《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19]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版图说”，在共时性关系上把中国各少数民族按其所居住的地域分为中原旱地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四大板块；进而通过历时性的考察，探查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历程，描摹文人诗作与民间歌诗的文化生境、民族气质和互动生成。由此，“可以更好地认识各文化圈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的关系，进而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民族诗歌创作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20]另外，就少数民族戏剧和戏曲史而言，新时期以来出版过几种专书[21]，其中曲六乙的《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22]堪称代表性成果，尤其是改写并矫正了诸多错误和成见，印证了少数民族文学之于大中华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 族别文学史（或概况）和族别民间文学概论类著述众多，难以逐一列举。尽管这些努力大多没有突破社会进化论和“概论思维”[23]预制下的书写模式，但为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格局并映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交融展现了纷繁多样的知识图景，同时推动并深化了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并将学术视野从中国文学扩展到了世界文学彼此交汇的大道小径上。[24]杨义曾在“大文学观”的理论视野下使用“文学地图”这一新概念与既往文学史书写相区别，由此从“边缘的活力”阐释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诸多要素的发生、成长、碰撞、交流、移位、重构，都是中国文学生命活力的源泉，而其中最值得重新估量的，莫过于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民间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25]以上各类文学史的书写，也从不同向度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传统之于中华多元一体文学版图的重要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