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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黄帝文化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方法、行为方式。黄帝文化时期应与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对应，这一时期正是人类史前文明产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以黄帝轩辕氏所命名的文化正集中体现了史前人类对于当时生产、生活、社会变革的集中记忆。经过长时段的历史积淀，最终以黄帝轩辕氏命名的黄帝文化诞生。黄帝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修德振兵、贵和尚同、实干创新等思想具有典型的中华民族原始精神意蕴，这些思想被历代所尊崇，慎终追远，相沿成习，最终这些原始精神融入到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研究、审视、创新性运用黄帝文化所蕴含的中华原始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黄帝文化蕴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黄帝文化中蕴含着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萌芽。黄帝文化中的相关思想观点认为：世间万物，包括人、天、地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大生命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休戚相关，人类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法则。 《史记》不惜笔墨地说到黄帝“迎日推筴……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木金石。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这就告诉我们，黄帝时期提倡人们按着天文地理的规律，开展农、牧、手工业生产，养生送死，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使大地所化育的万物都各得其所。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天人合一观念在五帝时期得到很好地秉承，后被先秦诸子及历代贤哲大力弘扬和阐发。如孔子就多次提到黄帝“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孔子家语·五帝德》、《大戴礼记·五帝德》），在《孔子家语·困誓》、《孔丛子·记问》中，孔子把“刳胎杀夭”、“竭泽而渔”、“覆巢破卵”视为“不义”的行为。在先秦及汉代典籍如《诗经·大雅·行苇》，《老子》第十章、二十七章，《论语·述而》，《管子》之《立政》、《八观》，《孟子·梁惠王上》，《吕氏春秋》之《孟春纪》、《孝行览·义赏》，《礼记》之《祭义》、《中庸》、《王制》，《淮南子·主术训》等都有大量的论述，其基本精神就是“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自己的生态观，推人及物，要有“赞天地之化育”，“仁民而爱物”，“民胞物与”的生态情感和生态责任，建设生态伦理家园。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绿色发展理念资源。 二、黄帝文化蕴含修德振兵原始思想 修德振兵是黄帝文化中关于政体治理的突出举措。司马迁在《史记》论述认为：“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蚩尤最为暴”，“炎帝欲侵陵诸侯”，“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修德振兵”。面对这种兵连祸结，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局面，黄帝毅然修德振兵，一方面“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即安抚四方百姓，使他们能够按着阴阳五气的变化，适时地耕种黍、稷、菽、麦、稻等，发展生产，励民积粟。另一方面，积极练兵备战，“教熊罴貔貅貙虎”，“习用干戈”，“乃征师诸侯”，“以征不享”。 黄帝一生大概进行了三次重要战争，一次是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一次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一次是北逐荤粥。黄帝是对人民行仁义施德政，而对暴虐百姓的独夫民贼则是以战止战，以暴制暴。黄帝修德振兵，文武并用的治国之策，从文献记载来看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及至夏商周三代衣钵相传。 关于修德，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大力宣扬德治。如《尚书》之《尧典》、《大禹谟》、《皋陶漠》、《召诰》、《康诰》，《论语》之《尧典》、《为政》等连篇累牍。德治的核心是为政以德，仁政爱民。朱熹解释“为政以德”就是要统治者“但修己而人自感化”（《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强调统治者自己首先要修德，以德临民。朱熹的为政观实际上是继承了孟子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的观点。董仲舒在与汉武帝的诏对中也说：“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汉书·董仲舒传》）。孔子对五帝的德治极力推崇，一再希望统治者行王道，养民、利民、富民、惠民、教民、博施于民。“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是总结了几千年来历史经验的至理名言。 德治的思想基础是民本观念，《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人总结商亡周兴的事实得出结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民惟邦本”主张民赋君权，《荀子·大略》云：“天之生民，弗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孟子·尽心章句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民惟邦本”主张政在养民，“民所欲者予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也》记载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曰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即是说，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比尧舜还要强的圣人！ 在黄帝看来，德治教化是治国理政的一个方面，修德的同时还必须振兵。有家有国者，忘战必危。正如《史记·陆贾列传》所说：“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就连竭力宣扬仁政的孔子都主张：为政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即使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以后，黄帝仍然“以师兵为营卫”，“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历史经验证明，“内裕民生”“外服四夷”必须文武并用，文治武备。 三、黄帝文化中蕴含贵和尚同的原始思想 据《史记》记载，黄帝在没有成为“天子”之前，以德服人，争取多数，“诸侯咸来宾从”。在评定天下之后，趁热打铁，“合符釜山”，实现部族大联合，结束诸侯纷争的局面。进而建立新的政治机构，任命官吏，“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形成“万国和”的新纪元。黄帝贵和尚同的思想原则被他的继任者视为圭臬，《史记》云：帝尧也是“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由于贵和尚同思想的长期贯彻，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的汉帝国的形成。据说五帝时期“天下万国”，到商汤“三千诸侯”，西周建立时八百诸侯，春秋时一百二十国。说明民族融合的进程是由血亲氏族间的“和”转向地域性基层行政组织之间的“同”了。 在这里，笔者想就“和”和“同”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对二者之间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一个时期以来，许多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把“和”与“同”对立起来，扬“和”而抑“同”，似乎应当提倡“和”而不要强调“同”，甚至不要“同”。他们的论据就是史伯和孔子说过的两句话：一是《国语·郑语》史伯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二是《论语·子路》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本文不想对史伯的“和同之论”作深入的评论，史伯作为王室史官，熟于典册，对于西周东迁以后的政局发展做出有一定见解的预测，不足称奇。再者，且不论孔子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这句话，仅以孔子的一句话就定讞孔子的“和同论”，是否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同”字在《论语》中出现9次，《论语·卫灵公》云：“道不同，不相为谋。”《说苑·杂言》云：“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胜’”。《荀子·乐论》云：“乐合同，礼别异。”《周易·系辞上（8）》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第13卦《同人》主旨就是要求人要主动与人求同，才能否极泰来。《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考释》云：“和则同，同则善”。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就认为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否则“一人一义，二人二义，十人十义，其人兹众，其所义者亦兹众”，那岂不乱了套？因此墨子曾作《尚同》上中下三篇，强调人们在是非善恶的评判上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才能避免纠纷，达到天下治理。由此可见贵和尚同，从黄帝到先秦诸子是一脉相承的。 四、黄帝文化蕴含的实干创新精神为历代所传承 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关于天文历法：《世本》云：“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城综此穴术，而著调历。”《史记·历书》云：“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余闰。”《竹书记年》记载黄帝时期观察到：“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清明时，见一攝提，名曰景星。”说明当时有了天文知识和天文机构。2、关于数学：《世本》云：“隶首作算数。”《路史》亦云：“来首作数”。3、关于医药：《帝王世纪》云：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4、关于农业：《周易?系辞》云：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世本》云：“雍父作臼”（宋衷注：“雍父，黄帝子”）。《世本》云：“伯益作井”（孙冯冀注云：“黄帝见百物始穿井”）。5、关于制陶：《吕氏春秋》云：“黄帝有陶正”。《通鉴外纪》云：“黄帝命宁封为陶正，以利器用。”《古史考》云：“黄帝时有釜甑”。《物原》云：“轩辕作碗碟”。5、关于纺织：《世本》云：“黄帝造冕”，“伯余作衣裳”。《淮南子·氾论训》注云：“伯余之初作衣也，丝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又说“於则作扉履”。《稽古条》云：黄帝“始制轩冕，垂衣裳。”6、关于冶金：《史记·封禅书》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7、关于建筑：《帝王世纪》云：“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造五邑。”8、关于制盐：《世本》云：“黄帝时，诸侯有夙沙氏，始以海水乳煎成盐，其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说文解字》云：“古者夙沙氏初作煮海盐。”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发明创新是黄帝时期最主要的特征，不仅构建了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走在了人类社会进程的前列，而且开创了技术进步的新时代。 为什么在黄帝时期会出现这么多创新呢？究其原因，来自于黄帝和他的同事们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黄帝身处乱世，为救民于水火，奋起平乱。天下粗定之后，“迁徙往来无常处”，“未尝宁居”。这种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君子大丈夫精神，被先秦诸子发挥得淋漓尽致。孔子一生抱着积极有为的态度，而且愈挫愈奋，直到老年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关于敢于担当先贤的论述扣人心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哀生民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吕氏春秋》）；关于勇于创新先贤之论也是字字珠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传》），“人一能之，己百能之；人十能之，己千能之”（《中庸》），《周易》作为研究变化之学，十分强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日新日日新”，“与时偕行”。“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原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太史公自序》）。说明发奋是创新的动力。每当读到这些铿锵之言，如闻虎啸龙吟，胸臆充满浩然之气。正是五千年来这种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精神，锻造了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鲁迅先生高度赞扬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今天面对艰难繁重的中华复兴大业，仍然需要继承和锤炼这种闪耀着历史光辉的优秀品质。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黄帝文化时期的经始大业，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开拓了文明进步的大道，为中华传统文化植根脉、注灵魂。我们应该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推动黄帝文化的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作者系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 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