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符, 是中国古代流传久远的一项合盟信物制度，以竹、木、兽皮、玉、骨等为材料制作符节、符信，作为会盟、传达命令和征调兵将的凭证。黄帝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古史传说时代，汉代文献记载：“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黄帝修德振兵，“行仁履义”，并通过必要的战争手段，使得各个原始部落臣服，各部落的首领最终在釜山会盟，“合符釜山”作为中国合符文化的开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其中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原始因素，具有重大的标识性，本文拟从广域认同视角分析论述“合符釜山”的意义。 一、“合符釜山”是广域部落联盟形成的重要标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早在夏代以前，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史前文明如“满天星斗”，照耀中华，考古学研究表明，很多考古学文化已经步入文明的门槛。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在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广泛区域范围内各个部族之间产生了多样的交流互动。伴随着交流互动的频繁，为了扩大部族势力范围，部落之间多有联合。与以往较小范围的部落联合相区别，黄帝“合符釜山”作为见诸于史籍记载的重大事件，是更为广阔区域的部落之间的联合。因此，“合符釜山”具有标识广域部落联盟形成的意义。 1．合符釜山，广域部落会盟奠定了华夏早期文明崛起的组织基础。“徐旭生、蒙文通通过梳理古文献，提出上古时候有过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苏秉琦、俞伟超、严文明等对三苗文化、东夷文化、炎黄文化进行探索，提出夏代以前存在一个‘五帝时代’”（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从《史记·五帝本纪》来看，黄帝“合符”前华夏地区形成广域部落联盟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轩辕氏在神农之世是作为一名部落首领而存在的。至神农世衰，轩辕氏在乱世之中“修德振兵”，“行仁履义”，得到了百姓拥护，扩大了自己的部落势力范围，因而接连取得了战胜炎帝、蚩尤的胜利，结束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行”的混乱局面，赢得了“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的“改朝换代”。但当时天下各个部落分立，如果不创立新的联合形式，一仍其旧，很快就可能又会重蹈部落之间相互征伐的覆辙。为了实现“万国和”，黄帝审时度势，以天子之尊恩威并用，一方面征伐自专，“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并“北逐荤粥”，彻底扫除了各种暴虐百姓的敌对力量。另一方面巡视四方，“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使众多原始部族畏威戴德，并乘势而上，合符釜山，使得早期中国文化圈区域内部建立起了广域部落联盟，从而为华夏早期文明的崛起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2．“合符釜山”以隆重仪式使广域部落联盟拥有神圣性、合法性。“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当时的所谓部族会盟典礼主要内容是祭祀天地诸神，也就是后世史家司马迁所称道的“封禅”。所谓“封”，就是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所谓“禅”，即祭地以报地之功，感地之恩。当然“合符釜山”的部族首领会盟并不完全等同于封建社会的封禅典礼，还有其特殊的内容和意义。司马迁说过：“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管子·封禅》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家。”举行合符和祭祀天地是一件严肃的重大礼仪活动，先秦的古人认为“国必依山川”，又说“国主山川”（《左传》语）。在他们看来，山川“为众神之所依凭”，能主宰水旱，关系国君命运、国计民生和社稷安危。久而久之，名山大川便成了部落邦国的标志，所以原始部落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立国也都要依托名山大川。而这种文化传统为后世所沿用，就连周王分封诸侯也要“锡之山川”，如周王分封鲁国时“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这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神圣意义的山岳、川渎崇拜，如后来的所谓“昆仑”、“四岳”、“五岳”、“黄河”、“四渎”等就成了具有宗教神灵的神圣意象。在古人看来，祭祀这些代表神圣意象的山川，就能使王权“天命攸归”，就等于宣告了王权的合法性、正统性，也为天下黎民百姓寻求了“天佑神护之福”。作为广域部落联盟首领的轩辕黄帝，要为新建立的带有国家性质的广域部落联盟获得神圣合法性，体现上天的意志，得到天地诸神的护佑，隆重“合符釜山”，祭祀天地诸神自然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原始先民也在“合符釜山”的隆重仪式中获取了重要的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因此，黄帝“合符釜山”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初曙时刻，黄帝合符釜山，举办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广域原始部族会盟典礼，“方制万里之内”，“包举宇内，威震八荒”，无疑对后世的中华文明走向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二、“合符釜山”构筑了早期中国社会文明仪轨的广域基础 华夏文明区域内，各地生活环境千差万别，造成各原始部族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等千差万别。“合符釜山”标识着广域部落联盟的形成，虽不可能实现如后世秦始皇一统六国那样的车同轨、书同文，但是各部族在合符釜山会盟之后，在保留各自固有的传统习俗之外，需要树立相对认同的宗教信仰、道德礼仪等等，唯有如此，“万国和”的目的才能真正达到。通过历史文献记载，可以得知黄帝在“合符釜山”仪式举行过程中制定了各原始部族需要共同遵从的简易规范，至少应有以下几点： 一是“合符釜山”建立了广域原始部落之间交往的信用标准。“合诸侯符契圭瑞”，所谓符，是为信物，符契是诸侯双方或多方之间确定相互通婚、联盟、互助、封贡、划界、通关等关系的信物。圭瑞即玉质的圭器，长条形，上圆下方，学界认为圭器会意为雄性生殖器，它的出现是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的标志。《说文·土部》说圭作为礼器“以封诸侯”，圭的材质、大小、形状代表贵族诸侯的地位等级，犹如后来的官印，这些佩戴圭瑞的部落首领可以参加相关的会盟、庆典等礼仪活动。同时，圭还是古代的计量单位。这样看来，所谓“合诸侯符契圭瑞”，通过圭的使用不但重新确定了各部族首领在相关文化圈区域内的地位，而且对于文化圈内部的原始物品交换制定了一定的计量标准，从而为部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二是“合符釜山”使广域原始部落之间确立了共同的信仰。“合符釜山”早期中国文化圈广域部落内确定了共同尊崇祭祀的诸神中的最高神——天神（上帝）。最初各地的族群由于感到天上的日月星云总是伴随着他们，成为影响他们生活的神秘力量。通过相关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些族群的原始宗教，都有将天体、天象与气象神化和崇拜的现象，但不一定是每一个族群都崇拜相同的天体或天象。而黄帝合符釜山后，黄帝成为广域文化圈范围内的部落联盟首领，因而就需要创造出诸神中的最高的神——天神（上帝），实际上上帝就是黄帝的人格神。《五帝本纪》中说“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记事也’”。显然这是为创造出最高神上帝所制造出来的舆论，云是一种天象，属于代表天神的日月星云系统，云的变化也就代表了天神的意志。在《尚书·尧典》出现“肆类于上帝”，就证明了体现黄帝最高领导的人格神——上帝确实创造出来了。 三是“合符釜山”在一定意义上确定了广域原始部落之间共同遵从的历法。通过考古发掘研究表明，中国具有8000余年的小米种植历史和10000余年的水稻栽培历史，中华文明带有鲜明的农耕文明性质。农业生产与时气节令具有密切的关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中华先民在久远的年代就深刻认识到了时气节令的变化规律，并在实践中制定了原始意义的历法。柳诒徴先生说过：“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后世立国，以人事为重。盖后人袭前人之法，劝农教稼，已有定时……故古之圣哲，殚精竭力，绵祀历年，察悬像之运行，示人民之法守。自羲、农，经颛顼，迄尧、舜，始获成功。”（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关于黄帝治历授时，文献多有记载。《五帝本纪》云：“获宝鼎，迎日推筴。”《史记·历书》云：“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润余。”《史记·索隐》云：“《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正因为黄帝治历授时，建立正朔，形成了遵循四时变化，“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农、牧业和手工业蓬勃发展的局面。确如柳诒徴先生所说，治历授时到尧、舜基本成功，《尚书·尧典》记载舜时“协时月正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其年代相当于传说中的尧帝时期，陶寺遗址发现的大规模古观象台，说明在尧帝时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古历法。可以推断，尧帝时期历法的成功定制，离不开更为久远的原始先民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而这一实践集中表现为黄帝治历授时。黄帝归纳总结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制定历法，建立正朔，影响到后世，才有后来的《夏小正》。 四是“合符釜山”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在广域原始部族内进行教化的目的。在广域原始部族内部，进行教化似乎与合符釜山毫不相干，其实不然。在原始部族社会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生活资料几乎全靠自然资源提供，当居住地的生活资料出现匮乏，整个族群又不得不举家迁徙。作为当时的领导者，十分懂得自然资源的珍贵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教化百姓仁民爱物，节用以时。《五帝本纪》中虽云：“迁徙往来无常处”，并非是指是黄帝族过着游牧生活，而是指黄帝经常性在参与会盟的各原始部族之间进行巡视，作为刚刚建立的广域华夏文化圈的部落会盟首领需要了解各地情况，推动社会文明发展，抚绥广大百姓爱护环境，节约物财。孔子就曾赞扬过黄帝仁民爱物的做法，并把这种好的做法提高到“孝”的地步。从黄帝到儒家，博施备物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五帝本纪》云：“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的名称来源与仁民爱物、节用以时有密切关系，而仁民爱物、节用以时自然就会成为“合符釜山”应有之义。 三、合符釜山实现了“中和”传统理念的广域认同 黄帝合符釜山，初邑涿鹿、涿州的南北纷争，延绵近两千年。在新近的学术研究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葛英会先生通过考证古代历史文献的演进，并结合考古学、音韵训诂学等有关知识得出，“涿鹿本作涿陆，涿陆与‘涿之阿’同义，指涿水之滨的高亢之地，即故涿县、涿郡、涿州的所在。”指出涿鹿之战应在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境内。葛英会先生进一步论证得出，黄帝“合符釜山”应在安肃釜山（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的结论。（葛英会：《〈五帝本纪〉黄帝“合符釜山”“邑于涿鹿”地望考实》，赵德润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十五辑），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6页）合符釜山作为黄帝建立广域原始部落联盟的标识性事件，蕴含着典型的“中和”理念。 首先，合符釜山的地理方位选择说明，先民具有强烈的“执中”理念。合符釜山的地点应在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境内，河北古称冀州，冀州是《禹贡》九州之一，而且冀州方位并不在中原之内，但是，古人都把冀州解释为“中土”。如《楚辞·云中君》云：“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这里把四海与冀州对举，意指冀州处于中土。《淮南子·览冥训》云：“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高诱注：“冀，九州中，谓今之四海之内。”郭璞注《山海经》：“冀州，中土也”。有的文献甚至还把冀州称之为“中国”，如：“《路史》云：‘中国总谓之冀州’。顾炎武《日实录》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以冀州为中国之号’”（以上摘引自刘起釪：《古史续辨》，第135页）。古文献之所以把冀州解释为“中土”、甚至以冀州为“中国”，正如顾炎武所说，从黄帝合符釜山到尧舜禹在冀州建都有直接关系。徐水釜山西依太行，雄居中冀，扼燕赵之咽喉，眈督亢之沃野，览黄河之河图，《山海经·北次三经》称之为“轩辕山”。黄帝在此合符釜山可以“望（祭祀）于山川，遍于群神”。在合符釜山这一历史事件中，选择釜山作为合符会盟所在地，本身体现“中和”理念。 其次，“中和”理念更体现出“淳化”万民万物的实践之中。“中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伦理原则和基本道德规范。《礼记·中庸》称之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虽然始见于《礼记·中庸》，但这种思想观念在文献记载黄帝合符釜山时早有体现。《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时播百穀草木，淳化鸟兽蟲蛾”，尧传位于舜时要求舜要“允执厥中”。应该说，黄帝合符釜山事件蕴含着早期中国 “中和”观念的萌芽。古人的“中和”思想主张“天子所都为中”，天子所都之地就是“天地之中”，就是“中土”，并非中原之中。“中和”之中是文化道德意义之中，和“中国”之中是相通的，“中国”之“中”绝不仅是地理方位之概念。章炳麟《中华民国解》云：“中国之名，别于四夷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章先生之意，中国之所以称中国，主要是中国与四夷的区别，是文明教化的不同，故有称呼之不同。《公羊传·隐公七年》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柳诒徴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是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又说：“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王，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又说：“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其缘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2页）。虽说后世文献，对于黄帝以“中和”教化百姓，具有附会嫌疑，神化的记忆模式是先民对这种记忆强化传承的体现，也从反面印证了这种文化传承对于先民的影响，可以推断，“中和”的教化作用在黄帝合符釜山时候已经潜移默化地进行了。 黄帝合符釜山是在早期中国文化圈范围内进行的广域部落会盟事件。早期中国的诞生首先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各部落之间产生多样化的交往。通过文化交流、部落战争等形式最终促成了广域范围内部落联盟的形成。而这一复杂过程则交织着文化、文明、思想的多样式碰撞，而在合符釜山这样的标识性事件中则集中体现了这种碰撞的成果。虽说黄帝合符釜山年代久远，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却通过史籍的点滴记述，唤起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从而为中华寻根提供重要的精神归宿。 （作者系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