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的兴城之行，左起依次为艾青夫妇、姜德明、韩作荣、徐刚。
    这篇短文的标题，我曾斟酌再三：把自己和师父姜德明并列，是否合适？但它是有故事的。
    1975年夏天，我从崇明去上海解放日报农村部送稿，文章需要修改，便住在报社招待所，一个大房间，上下铺。那天，我从编辑部回来，走到宿舍门口时电话铃声响起，周围空无一人，是我在等这个电话，还是这个电话在等我？我接起电话，对方很客气地说：“我找人民日报副刊的姜德明，他住三楼，对不起，请大声点喊。”我便大声喊道：“人民日报姜德明电话！”连喊三声有了应答：“谢谢，来了！”从楼上下来的是个中年男子，穿格子衬衫，头发整齐，方脸，英俊，带着微笑，连声道谢，我递过话筒便进屋坐在床沿上改稿去了。也就是说，是我找的姜德明，大嗓门呼唤的姜德明。只是接了一个电话，却生成了一串人生故事。缘乎？幸乎？
    姜德明接完电话，就找到我，再致谢意，并在床沿上坐下和我聊天。
    “你在哪里读书？”
    “我是北大、清华试点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在北大读中文系，去年刚毕业。”
    “你是上海人吗？”
    “我是崇明人。”
    “崇明不属于上海吗？”
    “是的，但历史上崇明隶属江苏——太仓、苏州、南通，崇明人说的是苏州北部方言。”
    “吴侬软语？”
    “与现在的苏州话不尽相同，有古汉语韵味，如‘官人’，如‘赤骨律’——光膀子，《朱子语录》引北涧禅师偈曰：‘无位真人赤骨律。’又如‘光辣达’‘光皮滑达’，意指光溜、光滑，赵匡胤咏日出有：‘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一种方言的保存与自然环境相关，苏州是水陆码头，方言在人来人往中变异了，当地北部方言几已无存。但崇明岛四面环水，老一辈把这种方言传承了下来。”
    姜德明说：“你在北大听过王力先生的课吧，语言和文字的研究是文学的根本，还有方言和地理环境，崇明岛、崇明方言有意思！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回到县里写通讯报道，有时也写诗和散文。”
    “发表过吗？发表在哪里？”
    “《光明日报》《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等。”
    老姜忽然想起了什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阳光灿烂照征途》，有你的诗对吗？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本诗选集。”他又说：“吴组缃、王力、王瑶、林庚等先生，我是久仰芳名，你由他们亲炙，太幸运了！”
    我们越说越投机，不觉已夕阳西下，老姜说：“出去走走如何？”我俩先到福州路的一家广州馆子吃便饭，然后走到外白渡桥凭栏远望。老姜指点着：“这里是鲁迅旧居，这里是宋庆龄旧居。这里是鲁迅公园，园中有蜡梅，冬日雪天，三两好友先瞻仰鲁迅雕像，然后踏雪寻梅，诗人便会有诗。写梅花的诗很多，《千家诗》里就有，你最喜欢哪一首？”“宋卢梅坡的《雪梅》其一：‘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好诗！”姜德明说，“它有诗人才有的奇思妙想，把绝不相干的梅与雪相比，似是量化的‘三分’‘一段’，形象而别出心裁，又与自然环境契合，让人想起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语：‘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国维还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不仅诗词，一切文学作品皆然。杨朔的散文《雪浪花》，作者倘没有海的情怀，浪花何来？刘白羽的散文语言风格独特，他总是把抒写的主题置于自然风景中，他有写自然风景的习惯和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作家，是兼有人性和自然力的作家。袁鹰的《井冈翠竹》同样如此。”老姜谈兴渐浓：“有一种写作是相对困难而妙趣横生的，它不受一种学科束缚，是跨越学科写作的，鲁迅就是一例。他有杂文，针砭时弊，也写百草园的花草和虫，他写野草，他写沙漠化和水，已是环境和自然生态学科。周作人也是，他善写花鸟鱼虫。当代汪曾祺亦然，叶永烈也有点这个意思。袁鹰的《井冈翠竹》里既有竹木，又有革命传统，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这样的作家很不好做，但是会有难得的广大和美妙。”我听了觉得新鲜又被震撼。
    姜德明告诉我，袁鹰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老主任，为人忠厚，喜欢青年文学爱好者，他对编辑的要求是：审读每一份来稿。“版面上要有新面孔”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我说，光明日报的杜惠老师约我去过报社，并带我见了郭小川。老姜问：“为什么不到人民日报文艺部走走呢？”我如实相告：“我曾三次携诗稿去王府井，看报社大门如高山仰止，徘徊复徘徊，终于不敢进传达室，怏怏而回！”姜德明拊掌笑道：“没关系，来日方长！”
    他又问我：“你去过鲁迅的故居‘老虎尾巴’吗？”
    “去过。”
    “有一只提篮，装着鲁迅的日用衣物，就置于先生的床头，有印象吗？”
    “有。应是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为逃难所备。”
    老姜鼓励我写一写这只提篮，寄给他。
    半个月后，《鲁迅的提篮》写成，寄给老姜，一个月后发表。同时接到袁鹰的信，信中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鞭策语。姜德明的来信极幽默：“我把一个新面孔交给了袁鹰。”
    后来，长诗《鲁迅》需要修改，我几次去京均由姜德明介绍，住在王府井一条胡同里的报社招待所，他还把我带到家里吃饭，由此认识了温和、慈祥的姜太太——周蔼群。袁鹰也来招待所看我，有一天进门便大声说：“徐刚，李季来看你了！”我又惊又喜，《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就在眼前了！他衣着朴素，脸部轮廓突出，满面笑容。交谈中得知，李季正在筹备《诗刊》复刊，急需人才和合适的诗稿：“听袁鹰说你在修改长诗《鲁迅》，待你改完了我想近水楼台先得诗，也请你到编辑部去一趟。”袁鹰说他们俩是老朋友，交情甚笃：“你就用心修改，若李季看中，复刊后的《诗刊》第一期选用。”李季说：“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是聊天，聊崇明岛，聊我的母亲，聊岛上的沟河芦苇以及农人的精耕细作。“因为地少人多，没有一寸空地、荒地，岛上的农民称种田为种花地。”李季问：“‘种花地’这个词儿有诗意，有来历吗？”我说：“源于农民对劳动生产、播种收获的热爱。五谷杂粮无不开花，与他们相伴一世的是开花结果的土地。”
    时光到了1975年11月，袁鹰告诉我：“1976年1月1日副刊正式命名为《战地》，当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毛主席的《重上井冈山》词一组，《战地》要有一篇写井冈山的散文配合，老姜力荐你写。”于是，我匆匆出行，在大雪纷飞中上了井冈山，采访，写作，故地重游，有了《创造春天的人们》，并且有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署名前缀：“本报特派记者”。次年春天，姜德明写信说袁鹰近日会到崇明调我至人民日报，又接到袁鹰的电话告诉我日程，几天后我去上海会同刘征泰、赵丽宏与袁鹰共叙，次日坐船到崇明。到崇明后，由我的老朋友陈孝运及夫人周之珂设家宴。边吃边聊，越聊越近，原来袁鹰与陈孝运夫妇，均是由参加上海学生运动转而成为上海地下党，所属条线不同，却都是黄浦江畔转战于黎明前的黑暗中人。袁鹰为看望我母亲，又到乡下我家住了两个晩上，再回县城办理了调动手续。
    就这样到了人民日报，在副刊当诗歌编辑。姜德明耳提面命，他和袁鹰也找我谈话，老姜说：“你从一个文学青年成为人民日报编辑，这个转身并不容易，要从点点滴滴做起。一个好编辑首先是编好稿子，但又不仅是编好稿子，还要读古今中外的书，文学的、历史的、地理的、自然的。孔子说读《诗经》可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地上小草、天上羽翼，这是包容天地了。编辑《大地》（《战地》后更名为《大地》），走向大地，观沧海，敢登临，这是好编辑大编辑所追求。”云云。
    我在副刊工作了10年，这是我连续工作时间最长、最愉悦的一段时光。我与师父姜德明的交往和友谊持续到他人生的最后。我们有过“老饭桌”，为见面聊天，每隔几个月找个小馆吃顿饭，轮流做东，有袁鹰、姜德明、李希凡、英韬和我，一年后李希凡夫人徐潮“抗议”：“为什么男人吃喝，女人在家？”于是夫人同往。老姜身体尚健时，我们每次相见，一杯清茶洋溢谈兴，老姜谈老友郁飞、黄裳、唐弢等，说得最多的是他的书，旧书、孤本、有孙文签名的书等等。他的藏书仅线装书就以千册计，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书以万本计。他是藏书界公认的唐弢之后的第一人。那些书，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源流，安放在姜德明的书架上，他不时翻阅、受教，其精神风貌流淌到了他的血液中，造就了他的儒雅博学和谦谦君子的风度。他总是穿蓝布中式上装，头发黑亮，梳得清清楚楚。
    在姜德明身边工作10年后，我调至《中国作家》杂志社，中国作协给我一个月的假期，便有了艾青夫妇、姜德明、韩作荣及我和家人的兴城之行。这个暂时被现代化遗忘的小城宁静而古朴，古城墙上及城墙的砖缝里有小花小草，我和老姜凝视时，有渔人经过，说：“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春夏秋都有小花开放，严冬时则变成干草。”“枯草摇曳，四季风景啊！”老姜说，“但它们从不渴求赞美！”我们每天早晚都沿着城墙到海边散步，捡拾贝壳，捡拾大海留下的信物。
    我在兴城写了一首小诗，难得留有款识，成为刻骨的记忆：
    有人说，脚印是走向明天的标记，
    我却宁可说它是我的一个影子；
    又一排海浪卷来了，
    这里便成了沙与沫的领地；
    啊，真的，我是从海里来的
    一团鲜嫩而又坚韧的蛋白质；
    浪迹半生，瀛洲海客，
    今夜月色真好，
    大海要跟我一块儿游戏。
    落款是：“1985年8月，与艾青、姜德明、韩作荣同游兴城海滨。”
    那些贝壳是被人捡走了，还是又回到了大海？大海永恒，沙滩如故，而姜德明先生——我的师父，在今年5月26日于睡梦中驾鹤西去。此时，他正在天上看他爱的大海、花草，山峦大地，他肯定会看到那片沙滩，大海的信物源源不断地被带来。师父，你喜欢贝壳呢，还是海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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