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聂绀弩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决定沿他当年的足迹走一走，首选了粤东海丰。
    聂绀弩早年游历丰富，待过的城市十几个，若按居住时间长短排列，前五名应是重庆、南京、上海、香港、桂林，而他在海丰不过滞留半年左右，进入前十名都难。但是，这个南国滨海小县，却是聂绀弩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甚至夸张点说，当年他如果没有东征到海丰，也许就没有作为文学家的聂绀弩。
    海丰，于聂绀弩而言，有知己、有恋人，还有文学。
    一
    从汕尾高铁站打的，一路向北，约莫半小时之后，看见前方道路两边高楼上分别写着四个巨大的文字：“彭湃故里”“东方红城”。我知道，海丰县城（海城）到了。
    原打算先去彭湃故居，没料想，准提阁农讲所旧址、海丰总农会旧址都在故居附近，龙津溪畔。这样，我的第一站就鬼使神差地到了准提阁。
    准提阁原本是一座寺庙，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从清乾隆中期至光绪末期，屡有高僧大德来此弘法。及至大革命时期，彭湃把准提阁禅房改为课堂，开办了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亲任所长，并请东征至此的聂绀弩（聂畸）等人担任教员。
    一九二五年的春节刚过完没几天，陈炯明部进犯虎门，东江战事又起。聂绀弩以黄埔军校二期学生的身份参与东征，很容易地打到了海丰。紧接着，聂绀弩被派到离县城五十里的汕尾，留在后方办事处，等船回广州去。
    过了些时日，聂绀弩离开了汕尾，但是没有回广州，而是到海丰县城做事。因为他遇到了贵人，这个贵人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原来，聂绀弩在汕尾逗留期间，孙中山去世了，他就帮助当地的国民党区党部写挽联、祭文，深得地方长官嘉许。长官向其他地方极力推荐人才，这让彭湃如获至宝。
    彭湃在海陆丰搞农民运动，应该借了东征军这一“东风”。东征军抵达海丰才三天，当地农民就宣布恢复遭受解散的县农会。新农会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培训海陆丰农会干部，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聂绀弩在农讲所不仅讲军事，也讲政治（三民主义），还讲革命文学。不只是在课堂上讲理论，还指导农民自卫军进行实操训练。不难想象，年轻的聂绀弩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有一次，在彭湃的率领下，聂绀弩和农民自卫军、农讲所学生，全副武装前往陆丰质问摧残农运的县长徐健行，徐氏畏罪潜逃。又有一天，农军总队接到密报，说某村一个叫陈阿九的人私藏军火。于是，青年军官聂绀弩带了十来个武装农军去村子里找陈阿九。在聂绀弩的指挥下，农军们七手八脚地抄了陈阿九的家，结果一无所获，只好把陈阿九押回农军总队。后来，聂绀弩悔恨地说：
    今天，才深切地感到自己有一种权威。我能够带人去抄人家底家，我能叫一个陌生的人跟我走，他不敢违抗。但是，这岂不明明是，我在压迫别人么？人压迫人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要压迫别人呢。于是，我又想，我并没有自动地去压迫人，我这样做，是受的另外的人底命令，是不得已。就是，我也是被别人压迫着去压迫别人！
    我反对这种压迫人的行为，却被压迫着干这种行为！这是这是多么苦痛的矛盾呀！……正在这苦恼的时候，我遇见了恋爱。（《我与文学》）
    器宇轩昂的青年军官聂绀弩，看上了谁家的姑娘呢？这个姑娘不是旁人，正是海丰农讲所的学员。每当聂绀弩上课的时候，“几十双眼睛总是圆溜溜望着我，而里面的一双，像寒夜的星星一样闪亮，使我一接触它，身上就发热，非马上逃开不可，以致每次上课都弄得非常狼狈”。那是一双女性的眼睛。聂绀弩已经二十二岁了，还结过一次婚，但在爱情的关头上却是一个真实的童男。聂绀弩说：“我上过战场，侥幸没有受伤，也没有当俘虏；一上情场，我知道，我完全失掉了同样的幸运。”（《彭燕郊的〈第一次爱〉》）
    这是聂绀弩的第一次爱。俘虏聂绀弩的女学员是陆安师范学生敖少琼，她是海丰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当聂绀弩所在部队第一次东征克复海陆丰时，敖少琼和一些女知识青年精神振奋，参加慰问和宣传活动。她得知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的消息，便欣然参加。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在准提阁正式成立之后，敖少琼当选为执行委员。作为知识女性、妇运先驱，敖少琼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不顾一切地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聂绀弩因“压迫”他人产生的孤独、苦恼，不但没有因恋爱而丝毫减少，却反倒增大，增大到不知多少倍了。他后来“忏悔”道：
    一个第一次接近异性的青年人，他底情绪是怎样地蓬勃汹涌，不是用话可以表示出来的……我需要痛哭，我需要狂吼，一句话，我想叫我这被压住缠住填住的心松一口气。然而，在这万目所视、万手所指的地方，哪儿能让我这么干？也许是偶然的，有一天，不知怎么一来，我提起我的笔。一提笔，啊哈，可不是玩的，千军万马，都奔向我笔底来了。停住吧，停住吧，不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是断片的，勃发的，抒情的，我就不客气地称之为诗……就这样，我开始写东西，读文学书了，换言之，接近了文学。（《我与文学》）
    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地方，那样身份的聂绀弩，竟然接近了文学。曾几何时，聂绀弩是一个文学否定论者，曾在报上批判泰戈尔来证明写诗之无用。
    对于艰苦的戎马生活来说，文学似乎是一种逃脱。事实上，聂绀弩因在海丰滞留过久，未能及时回到广州参加毕业考试，黄埔军校同学录亦未收其名。冥冥之中预示着，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位将军，多了一名作家。
    站在新建的准提阁上，望着古老的龙津溪，我从历史深处回过神来，遂在一个香客的指引下，前往彭湃故居。
    走进彭湃故居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胸戴大红花的彭湃之母周凤画像。我不由得记起聂绀弩一九七八年致高旅的一封信中所言：“在海丰时曾访彭湃烈士纪念馆亦即其故居，拜见彭母，曾与之合照相。母云我当初到其家时，代（戴）墨镜，与众不同，故尚记得。我曾献寿一诗，今俱忘矣。彭母并令其孙（时为县长）设家宴请我，有一当年农运讲习所学员作陪。”（《聂绀弩全集》第九卷）。
    海陆丰土地革命失败之后，在国民党的追捕屠杀下，海丰农讲所的教师和学员，大都壮烈牺牲。彭家至少出了三位烈士，即彭湃的三哥彭汉垣、彭湃、彭湃的胞弟彭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农讲所教员中仅剩下聂绀弩一人。
    海丰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别称“小莫斯科”，又号“红城”。红宫、红场是海丰苏维埃旧址，墙壁多涂红色。
    二
    从海丰县城往北走十几公里，就是中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的故乡——公平镇。
    在公平镇钟敬文文化广场的碑廊上，镌刻着聂绀弩的手迹：“钟敬文在全世界作家中是我最早见着的。”钟敬文也曾与人谈过，说他“在文坛上首先认识的是聂绀弩”。
    他们因为文学而相识、相知了一辈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风靡一时，封面书名即为钟敬文（静闻）所题。在这本诗集的自序里，聂绀弩还写了这么一段话：“我有两个值得一提的老师：陈迩冬和钟静闻。迩冬乐于奖掖后进，诗格宽，隐恶扬善，尽说好不说坏……静闻比较严肃或严格，一三五不论不行，孤平孤仄不行，还有忘记了的什么不行。他六十岁时，我费了很大劲作了一首七古，相当长，全以入声为韵，说他在东南西北如何为人师以及为我师……写好了，很高兴地送到他的家里去，他看来看去，一句话未说，一个字未提，一直到我告辞（不，一直到现在，二十来年了）。但我更尊敬他，喜欢他，因为他丝毫不苟。”然而，钟敬文在《悼念绀弩同志》中却是这么评价聂诗的：“说句老实话，当时，甚至于现在，我非常喜爱他的新诗。我觉得他是个具有诗人素质的人。在诗歌的学习和创作的锻炼上，他未必比我多花工夫，但他的诗思和诗艺的造诣，总是使我自愧不如。”
    聂绀弩写诗作文，或者说与文学发生关系，是从海丰开始的。聂绀弩与钟敬文的六十年交谊，也始于海丰。
    话说聂绀弩在海丰因“压迫”他人而孤独，因恋爱而苦恼时，他开始读文学书，开始写东西了。恰好《陆安日刊》编辑、农讲所教员李国珍，约请聂绀弩给该报副刊写稿。于是，他就以“聂畸”之名给该报写了一些诗文。这是聂绀弩早期比较集中地发表文学作品。
    有一天，海丰县第三高等小学校长马醒到第一高小找聂绀弩，他当时兼任该校校长。马醒说在报上读过聂绀弩发表的诗文，表示喜爱。又说离城十五公里有个公平镇，镇上有个人叫钟敬文，曾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还和鲁迅、周作人通过信。钟也喜欢聂绀弩的诗文，写信给马醒说邀请绀弩去他家玩，问去不去。聂绀弩正想搞文学，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想认识文人，现有一个已在名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大名鼎鼎的周氏弟兄通过信而又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青年文学家近在咫尺，心里仰慕得不得了。哪肯不去！于是立刻约定日期，叫马醒通知钟敬文，两人一同到公平镇去。
    说去便去，十几公里路很快就走完了。于是，聂绀弩就看见了“所认识的第一个文学家钟敬文”。聂绀弩又说：“钟敬文年纪很轻，我那时是二十一二岁，他似乎比我还小一点，文绉绉的，至少我看如此；高身材，但不比我同老马高；眉清目秀，颜色也较我们白；最难得的是他的话比老马的好懂得多，似乎到外地跑过的。他穿着短衣西装裤，赤脚拖着木屐，本地知识青年的通常打扮。”（《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
    百年前聂绀弩走路去公平，如今我打车，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在钟敬文侄孙钟大成先生带领下，我走进逼仄的鱼街，一条地图上没有标示的小巷。来到一座有危房告示的老屋前，钟先生告诉我：“这里就是钟老故居，鱼街75号。”还说，钟敬文七岁随父母迁居此地上学成长，生活了十几年。当年，钟敬文就在这里接待聂绀弩，两人谈诗论文。
    钟先生又把我带到杂草丛生的后院，指着二楼的窗户说：“这就是兰窗。”
    兰窗？我想起来了，钟敬文晚年曾在《兰窗诗论集》的序言里饱含深情地写道：
    有一段时间，我在家乡自修古典文学。终日蛰居在吾家的屋楼上。那楼房只有一面向天井方向开的窗子。窗外悬挂着一盆“吊风兰”。风来时，瓦盆和兰草都要东西荡漾。下雨时，那些纷披着的兰草更是另有一番姿态。我从早至晚，坐在窗内外眺望。对着那跟我一样寂寞的吊风兰凝思。它成了我那时唯一的友伴。
    时间过去七十多年了。那时的青少年，现在已经成了鹤发鸡皮的老人。而经历了人世的沧桑，那老屋也不知已经属于谁家——或者已经改变成什么形状了？
    钟敬文回忆兰窗是在一九九二年，年届九旬。如今，钟老已经作古二十年了。当地居委会干部告诉我，老屋曾经易主黄姓人家，对方因在海外定居，愿意将房屋无偿赠送政府做“钟敬文故居”，只需政府做点土地补偿即可。可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实在令人感慨。
    正如聂绀弩文中所说的，钟敬文的房子不是很宽敞，好在客厅外面有一个大院子，“使里外厅堂都很亮爽，空气也不坏”。钟敬文预先约好的本镇几个文学青年，用难听懂的话和聂绀弩聊天，谈文学。后来让聂绀弩难忘的是，“吃了一顿丰盛的筵席，十几个盘、碗，一张大桌子还摆不下”，足见主人十分热情好客。其次，饭后洗了一个很痛快的澡。以往在南方总是用冷水“冲凉”，用口杯把一杯杯冷水往身上倒。这次绀弩却要求用热水、滚水。“从头顶到脚心把浑身上下的痒处烫了又烫，烫得满头大汗，汗流浃背，分不清什么是汗，什么是水”，洗了一个多钟头，“这才擦干了，穿上主人准备的短褂裤出来，感到无比舒畅自由”。（《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
    聂绀弩在钟敬文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换回自己的已被洗过的短衫裤，恢复原来的军人打扮，回到县城。
    聂绀弩六十寿辰时，钟敬文贺诗道：“往事迢遥四十春，少年肝胆剧相亲。而今文苑论交谊，首数戎装怪异人。”“戎装怪异人”就是说的两人第一次在公平见面的印象。
    我很想知道，聂绀弩一九六四年重回海丰，是否到访公平鱼街？至少在心里有过念头吧。
    钟敬文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我想回老家看看。”这个老家，一定是有着兰窗的鱼街老屋。
    如今，历经百年风雨的鱼街老屋还在，却是断壁残垣、枯树杂草；窗子还在，摇曳在风中的却是马缨丹。鱼街尽头，是一座祀奉火神华光大帝的琼花庙，雕梁画栋，香火缭绕。
    三
    十多年前，我读彭小莲《他们的岁月》，记住了后记中的一段话：“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探访丘东平老母后，聂绀弩写下的诗句“英雄树上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草莱……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一直让我默诵在心，吟哦不已。
    有人说丘东平秉性率直，好友并不是很多，聂绀弩与他却是少有的挚友。聂绀弩与丘东平交往不过六七年，相处的时间累计不过几个月而已，情谊却很深。
    丘东平是海丰人，聂绀弩认识他却不是在海丰。当聂绀弩所在的革命军东征到达海丰时，十五岁的丘东平正混在群众队伍中夹道欢迎。他们两人真正认识是在上海，大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第一次相见，丘东平就对聂绀弩说：“写战争吧，我们写战争吧。”后来，丘东平又对聂绀弩说：“我要到日本学军事去，我要在那将要到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成为真正的军人……”
    淞沪抗战爆发后，丘东平一边拿起笔杆子进行创作，一边拿起枪杆子参加抗战，活跃在战争的最前线。一九三七年底，丘东平完成阵地特写《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聂绀弩拜读之后对他说，这篇文章很好。东平说：“写战争的东西是很容易的，只要没有砰砰碰碰，辟辟拍拍等字样就好了。”（聂绀弩《东平琐记》）
    一九三八年春，丘东平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一九三九年八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的聂绀弩应陈毅之邀，前往江南敌后先遣支队（新四军一支队）体验生活，收集写作材料。他和丘东平、徐平羽一同上前线，三人换着骑两匹马。军旅中缺少印刷品，他们为得到一本残缺的《三国演义》，争抢得不亦乐乎。
    数月后，聂绀弩离开新四军去了大后方。从《丘东平文存》中所收《丘东平致胡风的信》中可知，丘东平多次委托胡风打听聂绀弩的情况，“并希望他以后写文章要小心，不要闹无谓的纠纷”。可见，丘东平对老大哥聂绀弩是多么的关切挂念啊，而懒散的聂绀弩似乎没有给丘东平写信报告自己的行踪。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丘东平在苏北盐城遭遇敌人扫荡而殉难，年仅三十一岁。
    同年十月十九日，对于聂绀弩来说是黑暗的一天。是日，他正患牙痛，从桂林乡下到城里去参加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孰料在路上碰到报社送信人递给他的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张白纸，上面只有一句话：“东平战死消息证实。”真是天外飞来的打击！
    聂绀弩走到会场，不知道自己坐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台上有什么人在讲什么话。他盯着台上鲁迅的画像，把丘东平的死和鲁迅的死联系在了一起进行思索：“我不为鲁迅先生个人悲痛，却想起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不能不为整个人类悲痛。我想，一个人的诞生，成长，是如何地不易；社会的既存势力无时无刻不向每一个人威胁利诱，要他变成无知，要他成为自己的俘虏，好让历史的车轮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社会与自然不但吞蚀已经长成的天才，还故意苛虐正在成长中的同样人物，不知多少人还只刚刚露出一点头角，却‘坎坷流落，终于夭亡’（鲁迅语）了。”（《给战死者》）
    聂绀弩回到乡下，在煤油灯下翻来覆去看那封信，思念着丘东平：“你写过《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那都是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战死，一定不会缺少同样伟丽的场景。负荷着民族解放的重担而生存的你，也负荷着同样的重担而死去，在你应该是死得其所；但对于我们民族的前途，对于和你一同战斗的你的友人们，这损失是巨大的，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呀！”（《给战死者》）
    二十多年后，已经没有人还记得这个死难烈士。这时，也就是暴风雨来临的前一年，久居北京的“右派分子”聂绀弩忽然想要南下走一遭。于是就有了海丰之行。他到梅陇镇马福兰村，探访丘东平八旬老母詹氏。丘东平侄子说，聂氏“携米糕、茶，长谈之后，留赠祖母二十元辞去”（丘俊忆述《东平驱驰的足迹》）。后来，聂绀弩作《访丘东平烈士故居（三首）》组诗，如今陈列在丘东平故居墙上。其一曰：
    英雄树上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草莱。
    难弟难兄此墙屋，成龙成虎各风雷。
    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
    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
    丘东平牺牲后，他的妻子在家乡和丘母同住，土改时分到几亩地，婆媳俩难以耕种乃雇用一人，却被视为地主婆而批斗，丘东平妻子受不了这个委屈而自杀。丘东平的作品大多发表在胡风办的《七月》杂志上，后因为胡风冤案事件，丘东平长期被冷落。胡风冤案平反后，丘东平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而聂绀弩却是较早认识丘东平作品价值的人。聂绀弩一向恃才傲物，他有诗句“天涯肝胆藐雄才”，能让他真正钦佩的人并不多。但是，他却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他甚至把丘东平称为“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聂绀弩的诗文中也流露出对丘东平的敬爱之情，是非常特别的。
    当我有机会来海丰时，马福兰村也是我的打卡点。我想看看半个多世纪之后，聂绀弩钦佩的朋友、英勇的天才作家丘东平故居是否还有“草莱”？
    事实证明，我多虑了。丘东平并非纯粹文人，尽管他是左联早期的军事文学家、现代战争文学的开拓者，但他更是一名革命战士、抗日英烈。在各地纷纷“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旅游品牌”的今天，丘东平故居被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全面修缮，还修建了宽广的停车场。故居里面展出丘东平各个时期的照片，少年时期的生活用品，以及一些代表著作。
    “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生命也许不是活得越长越好，作品也许不是写得越多越好。从某种程度上说，丘东平是幸运的，幸福的。
    我又想起命运多舛的聂绀弩，想起刘再复先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给我的邮件中说的一段话：“聂绀弩是个伟大作家。他的人格，他的品质，他的精神，他的著述，都具有伟大性。可惜很少人能了解这一点。”正因为聂绀弩的伟大性，为世人不了解、不容纳，所以才有“斯人寂寞”。这，未必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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