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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球首次古典霍乱从海外输入中国沿海地区。道光元年（1821），这场疫情蔓延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都平原，逐渐演变为全国性大瘟疫。疫情前所未有，来势凶猛，各地死者甚多，人们束手无策。 疫病给民众带来的死亡恐惧，夹杂着许多传言，在大江南北传播开来，甚至比疫病本身的传播速度更快。 老百姓渴望百病不侵，可短时间内，人们找不到对症的方子，只能求助于各种传言，乃至病急乱投医。一些“偏方”也变身“传说”，穿凿附会，口耳相传。社会不安，群体焦虑，人们就是以这种状态面对霍乱的冲击，迎来了新皇登基的第一年。 一、“天有异象” 道光元年春夏之交，山东、浙江多地天空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景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日月合璧”，就是地球进入太阳与月球之间，或者月球进入地球与太阳之间。这就意味着，天上同时出现太阳和月亮。日出日落之际，这样的场景常见。 现代天文学家认为，所谓“五星连珠”是以地球为中心，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位于太阳的同侧，张角小于60度，且能被肉眼看到。五星连珠张角越小越罕见，越小越好看。 由于罕见，所以珍奇，“五星连珠”通常被古人用作“天人感应”的过度解读，视为“祥瑞之兆”或者“不祥之兆”。 事实上，“五星连珠”对地球没什么影响，也不存在“吉兆”或者“凶兆”。五个行星即便像穿糖葫芦那样排成一排，像拔河一样产生合力，对地球的引力也只有月球引力的1/6000。 “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书•律历志上》：“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合璧，五星如连珠。”唐高祖、武则天、康熙、雍正、乾隆都遇到过“五星连珠”，尽管星象家都拿“天人感应”说事，但发生“五星连珠”的年份既没发生大规模天灾，也没碰上天大的好事。 大灾之年，天有异象，往往会被建构出因果关系。果然，山东单县“夏秋大疫，人死无算”。山东东阿县“六月至秋，尽民多转筋霍乱之疾, 死者甚众”。浙江嘉善县“六七月间大疫，名钓脚痧，死者无虚日”。（光绪《重修嘉善县志》）这就印证了所谓“天人感应”，把疫情归因于“天有异象”。 二、“吃鸡杀人” 为了寻找霍乱的病根，人们开始钻研一些灵异事件。大疫期间鸡翅生爪的说法迅速传开。不少人把身染霍乱归因于吃了这种奇怪的鸡。 道光二年，浙江永嘉流行霍乱。“民间盛传鸡膀生爪，三爪可食，四五爪不可食，食之杀人。”（光绪《永嘉县志》）第二年夏秋之交，广西上林县发生霍乱，也出现了“鸡之翅下生爪，长二三分，自一至五不等，食之辄暴泻转筋而死”的情况。（民国《上林县志》） 于是，民间出现了“食鸡立病论”并延续几十年。此后每次霍乱流行，都会冒出这类传闻。光绪十四年（1888）秋，浙江上虞爆发霍乱。早在夏四月，当地就传言“鸡翼生爪，食之立死”，导致社会恐慌，以至民间“杀鸡殆尽”。（光绪《上虞县志校续》） 鸡翅长爪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被视为霍乱源头呢？ “五行”的“木不曲直”名下，就有鸡生祸变这一项。“木不曲直”是指树木长势异常，状态不顺。而“木”对应《周易》之巽卦，而巽卦对应鸡、鸭等动物，所以木与鸡对应。 鸡的头上有冠，对应文官；脚上有距（即鸡爪子后面突出像脚趾的部分），对应武官。传说当文武官员丢失精气神时，鸡就会发生祸变，比如牝鸡司晨、公鸡咬断自己尾巴、鸡鸣时不扇翅膀、公鸡在黄昏时打鸣、公鸡在半夜打鸣、母鸡变成公鸡、鸡头上长角、鸡没长翅膀、鸡翅上长爪子、鸡多长了几只翅膀和几只脚等等。五行推演认为，这些怪现象意味着要出天灾人祸。那么，究竟鸡翅能不能生爪呢？ 根据自然规律和生物科技，鸡翅做不到生爪。即便偶有生爪的个例，也是基因突变或者是发育畸形。所谓“鸡翅生爪”的神异内容，基本不靠谱。 不过，由“鸡翅生爪”传言引申的“食鸡杀人论”，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它体现了霍乱的病因之一：食材被污染。 那么，吃鸡究竟如何能夺人性命？鸡的体内究竟含有什么样的污染物呢？ 三、传说中的蛊毒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记载：“道光元年辛巳秋七月，鸡翅生爪，如人指甲，啄人人即病，其鸡喉中有小蛇，又鸡卵中亦有小蛇，如红线蜿蜒，人不敢食。” 鸡喉和鸡蛋里的“小蛇”，有可能是虫害，也可能是幻觉。由于动植物虫害往往与受害病体相关联，因此人们常常把“虫害”和“瘟疫”划等号。谁吃了这种带病的鸡或鸡蛋，谁就有可能把虫害转移到自己体内。 关于虫害，不得不提及“蛊”。这是一种神秘的毒虫，主要用于制成迷药，放在食物里毒害他人。隋朝医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记载：“凡蛊毒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 “蛊毒”凶猛，关于它的传言也很多。《搜神后记》里说：“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饮食，无不吐血死。游诣之，主人下食，游便咒焉，一双蜈蚣长丈余，于盘中走出。饮食归，安然无他。”蛊毒传言主要流行于江南和华南地区。许多故事都循同样套路——或使用咒语，或剖开病体，或揭开隐体之后，发现其中藏有若干毒虫，正是人类染疫身亡的罪魁祸首。 用蛊毒害人，一般是主动制毒，以清代前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造不出足以引发大规模瘟疫的蛊毒。因此，蛊毒问题其实是个食品安全问题，即通常所说的“病从口入”。 四、病从口入 关于病从口入，在清代的霍乱疫情中，出现过两类怪现象。 其一，“海鲜杀人”。 咸丰四年（1854）秋，浙江省临海县遭遇海啸，黄岩、太平等县受灾，死者数万人。有“巨鱼”被海水裹挟着涌入内港，人们以为这是上天所赐，纷纷“脔而食之，灾后未几，遽发大疫”。 吃海鲜引发的这场瘟疫，“即所谓吊脚沙者，朝发夕死，不可救药，甚有合门递染，后先骈死，人为尸秽”。吊脚沙，即“吊脚痧”，又称“霍乱转筋”，是霍乱带来的具体病症，主要表现为严重吐泻，引发阴津大量耗伤、筋脉失于濡养，导致下肢肌肉痉挛。 地方志对这些人死因的记载，既认为“感触抑由中湿所致”，也认为染疫致死可能与吃“巨鱼”有关。（民国《台州府志》） 其二，“瓜果杀人”。 同治元年（1862）夏秋，苏州发生霍乱。驻守当地的太平军突然下令“禁食西瓜”。原因竟是忠王府一名书记官“食西瓜后染瘟疫死”。同年秋，直隶滦州发生霍乱，死者众多。据说“甜瓜剖之有血，食之立病”。（光绪《滦州志》） 显然，“瓜果杀人”的说法并非捏造。时人认为，吃剩的西瓜周围往往有苍蝇乱飞，而苍蝇是病菌传播的宿主之一。有人据此认为，是瓜果引起了瘟疫。 孙兆溎《花笺录》记载：“西瓜人不敢食，有司亦出示禁卖，每每破瓜，其中辄藏毒物。”张昀《琐事闲录》记载：“当时人恐惧，讹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备述。然俱得之耳闻，未敢遽信。惟西瓜中切出蚰蝎，茄中破出毒虫，则是予所亲见。” 所谓“瓜果藏毒”，可能是指瓜果腐烂变质生虫。不过，在找到吃瓜果跟霍乱疫情之间关系的确凿证据之前，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甜瓜剖之有血、食用患病的传言。 海鲜和瓜果都是常规食物，之所以被视为霍乱诱因，并非因为它们自身有多么糟糕，而很可能是它们被污染了，比如腐烂变质、有病虫害、体内有寄生虫或致病细菌。因此，“海鲜杀人”和“瓜果杀人”的传言，并非全无道理。 五、“洋人投毒” 霍乱是舶来品，而近代中国民间社会又对舶来品有天然的朴素排外意识。有传言说，是传教士在井里投毒，导致霍乱疫情爆发。 清前期，朝廷多次禁止基督教、天主教来华传教。“（山）东省民风彪悍”，传教士在山东很难立足。直至19世纪中叶，山东的中国籍基督教、天主教教徒也只有数千人。由于传教士和教徒人数不多，老百姓会想当然地把他们当作一伙人。再加上白莲教、八卦教、天理教等秘密宗教的影响，许多老百姓把瘟疫看作是“教匪投毒于井”所致。 井水投毒的传言，一直延续到清末。 光绪二十八年夏，广西榴江发生霍乱，死亡2000多人。“言洋人放毒江河，欲害华族，以致水井多派人守护。倘旅客经过江边，即指为置药投毒，间有立毙杖下者。夏末秋凉，疫气渐除，其事遂寝”。（民国《榴江县志》） 同年六月，湖南辰州霍乱流行。“症极危，而传染又速。旬日之间，城厢皆遍，蔓延四乡。延至七月，疫不止，城乡死千余人。”（民国《沅陵县志》）霍乱疫情还引发了教案。当地人冲击教堂，原因就是“本省六月间，时疫流行，朝发夕死，谣言四起，谓教堂遣人投毒于井”。（《俞廉三遗集》） 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关于传教士残害中国人的“阴谋论”，一直弥漫在清帝国的上空。“井水投毒”的传言客观上说明，时人意识到霍乱蔓延有可能是水传播导致，是饮用水含毒导致民众患病身亡。曹县“六月城中坑水尽赤，倏忽而没”的现象，可能就是井水污染。当然，这个现象没有引起当时多数人的注意。 六、“喝粥杀人” 清代学者程岱葊在《野语》里记载了“喝粥杀人”的霍乱案例： 道光辛巳夏，江浙酷暑，人多患急症。起病脉散，牙紧，手足麻木，喉肿心疼。救治稍缓，须臾殭毙，医家罔识。远近死者日以千数，自南至北传染半天下，交冬方止……凡患此症死，一腿必缩，交秋又变为上吐下泄，即霍乱也。医书忌谷气，而粥汤尤忌如砒鸩，患此误饮而死者极多，不可不知。 这段文献反映了道光大瘟疫肆虐江浙地区的几个特征： 其一，症状急。先是“脉散，牙紧，手足麻木，喉肿心疼”。救治后稍有缓解，颇似“回光返照”，而后迅速死亡。死者出现腿部萎缩和上吐下泻等恶性症状。 其二，影响大。波及大江南北，每天死者上千人，从夏天持续到冬天，为期漫长。 其三，“喝粥致死”。“医书忌谷气”，意味着当时医家认识到霍乱是一种胃肠道疾病。“谷气”是人食五谷杂粮摄取的能量。当时医家认为，“谷气”积聚于胃肠，粥的原料是五谷杂粮，如果继续喝粥，会摄入更多“谷气”，由此而推测霍乱的病因就是喝粥。 然而，许多在霍乱大流行中活下来的人们，以亲身体验证明，帮助他们恢复身体元气，摆脱虚弱状态，熬过病症最艰难岁月的，正是喝粥。 “喝粥杀人”的说法也并非毫无依据。事实上，致命的不是粥里的谷物，而可能是水。那些煮粥用的水，究竟干净不干净呢？ 七、传言的逻辑 关于霍乱，清代社会的传言众多，有些看似滑稽，也非全无道理，体现了某些地域特色。 “食鸡杀人论”之所以传播广泛，跟鸡的养殖普及度超高有关。“瓜果杀人论”的影响比“海鲜杀人论”更大，是因为瓜果的种植和食用地域更广泛。“洋人投毒论”主要在山东等地流行，跟山东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对洋教和洋人强烈抵制有关。 道光大瘟疫，是中国瘟疫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对古典霍乱这种新型烈性传染病，清帝国陷入了懵懂无知且惊惶失措的境地。各种传言都会给社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道光君臣最担心的是，这些关于病因分析的传言，会演化为抵制某些食物的运动，引发族群对立、阶层对立，甚至社会动荡。比如，一旦西瓜有毒成为社会共识，那么全社会就掀起禁吃西瓜的运动，导致西瓜滞销，瓜农赔惨。瓜农走投无路，就有可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尽管道光君臣懂医者寥寥，但必须重视这种新传染病。 老百姓最担心的，是怕在疫情期间保不住性命。因此，稍有传言就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无法找到传染源的情况下盲从传言，往往会被误导，继而越走越远。因此，流行病学认识的每一点进步，都有普通人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如果传言少一些，有些代价或许是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 道光年间，人们一直找不到霍乱的致病成因，只能在不断的经验试错中摸索和调整。治疗方法也难有突破，防疫方法仅限于物理隔离。霍乱变成了一种不可防、不可控、不可治的可怕瘟疫。 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显微镜的发明和解剖术成熟以后，这种可怕的现实才被打破。1883年，借助显微镜和解剖术，德国医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在印度发现了霍乱弧菌是霍乱的致病因子，确认它作为一种烈性消化道传染病，传播途径是水、食物和衣物，从而揭开了霍乱流行的神秘面纱，找到了控制它的方法。 当这样的科学发现成为全球医学界共识，并引入中国以后，关于霍乱的流言才逐渐销声匿迹。 作者简介 唐博，男，1981年生于河南郑州。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秘书局一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为清代经济史、城市史、台湾史。出版《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桥段》《一驿过一驿：中国驿站2000年》等专著16部，合译《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发表论文、译文和专栏文章210多篇。主讲《清案探秘》系列节目，为央视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