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其经历具有特殊性。20世纪30年代，他首先作为新文学的作者登上文坛，以杂文和散文写作著称。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上海作协调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转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不仅是鲁迅研究的大家，还花费心血主持编写了首部国家级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许多后世学者都在唐弢先生身上感受到一种亦诗亦史的气质，或许就与这样的经历背景有关。
    唐弢投身新文学写作，既是感怀个人遭际，也内在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唐弢出身于宁波农家。为了供他读书，家中负债累累，在巨大压力下，父亲竟精神失常，猝然早逝。在《生命册上》一文中，唐弢以沉郁的笔调回顾了少年时代一件触动自己的往事。父亲逝世前的最后几年，唐弢寄住于上海某南货店任事的同族长辈处，艰难地继续求学。此时，一边是背负着家庭忧愁的少年，在迷茫寻路中耽读旧体诗词和野史故事，另一边则是被时代浪潮激荡起来的同龄人们，由于参加五四运动而遭学校开除。北伐战争期间，校外密集的枪声迫着唐弢追问学校教育的意义，而放学路上，他目睹了几年前那位被开除的同学倒伏在血泊中的身影。按唐弢自己的说法，时代是贮满了热情和罪恶的燃烧的火湖，前后左右激荡。火湖在前，从此如何在“生命册上”书写自己的名字，成为萦绕唐弢先生一生的主题。
    唐弢的处女作是散文《故乡的雨》，写于父亲逝世后的凄苦心绪中。但很快，他转向了敏锐犀利、与时代关系密切的杂文。唐弢早年的一些杂文颇得鲁迅神韵，不仅彼时的反动文人难辨真身，甚至逃过了经验丰富、对鲁迅极为熟悉的黎烈文、徐懋庸的眼睛。唐弢少年失学，他默默地将鲁迅视为自己的老师和引路人，但文字风格上的相似不尽出于刻意模仿。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正是在广泛和激烈的文化斗争中，文学走下高贵的“殿堂”，成为战斗的神经与血肉，个人的悲欢也由是共振于时代。杂文确因鲁迅的写作而广为人知，但杂文也并非鲁迅的独占之物。毋宁说，杂文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内部的文艺体裁，最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内含的特质与张力，即便性情温厚内敛如唐弢，也无法抗拒这样的时代浪潮。在投枪式的杂文写作之中，唐弢仍然保持着独特的风格，他秉性中诗与抒情的一面并不游离于“火湖在前”的紧张，而与之融为一体。
    在文学的兴趣之外，青年时代的唐弢亦嗜读史，这或许预示了他后半生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学者生涯。唐弢在治学风格上，也有近于鲁迅的一面：认真、勤勉、深思，不故作惊人之语，但其论断经得起琢磨和咀嚼，且历时弥久，不轻易随时代变迁失色。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唐弢的底色，仍然是作为新文学参与者和亲历者的唐弢。与一般的鲁迅研究者相比，唐弢对鲁迅的解读，始终多了一份来自写作者本身的体察和关怀，这也使得他的视角往往别开生面，能言人所未及之处。唐弢谈鲁迅的杂文写作，不仅注意其思想倾向，而且着眼于鲁迅的批判力量如何通过形象来形成。唐弢认为，鲁迅杂文的“逻辑”应该通过对其构筑形象的方式来把握，鲁迅杂文的思想特征与他的艺术特征不可分割，其社会意义和哲理正蕴含在“画出灵魂”的形象之中。唐弢对鲁迅小说的分析，其术语和思路难免留有时代痕迹，如坚持从典型性格、现实主义的角度展开阐释，但他具体的立论却并不拘泥于理论标签，而将鲁迅的小说作为综合性的艺术整体来把握，既注意到鲁迅对象征主义手法的吸收，又提示此一技巧仍然服务于“写真实”的目的；既强调鲁迅高超的现实描写技巧，同时也认为鲁迅的现实主义同样得益于他经由抒情性而传达出的深切感受。欠缺写作者的经验和用心，这样的观察和判断恐怕是不会轻易得出的。
    唐弢曾述年轻时服膺于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甚至将许多文学作品也作为“史”来阅读。不论是作为第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还是新文学亲历者，唐弢都是最早形成清晰的史料收集整理意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1936年鲁迅逝世，唐弢自告奋勇参与第一套《鲁迅全集》的编纂校对，尽管当时他的教育经历（只到初中二年级）和工作背景（长期做邮政工人，工余自修）都谈不上学力宏富，但参与《鲁迅全集》的工作无疑为他积累了大量处理一手材料的经验。抗战期间，唐弢滞留上海，与郑振铎一起致力搜购书籍，以免“史流他邦，文归海外”之劫。郑振铎用力的是传统典籍，唐弢则广为搜求现代文学的作品集、期刊、报纸等材料，甚至同一个作品的不同版本也多方搜求，务必入手。许多重要但发行不多的册籍今日能为学界得见利用，端赖唐弢的收藏之功。1992年唐弢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将藏书全部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按巴金先生的说法，唐弢藏书撑起了现代文学馆馆藏的半壁江山。
    以丰富、全面的藏书为基础，唐弢又比照传统版本、目录之学，为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45年，唐弢开始写作现代文学“书话”，后多有人以“书话”体裁归为唐弢首创。不过，即便从“书话”之名，也可见得其与“诗话”“词话”的共同渊源处。虽无当下学术著作炎炎巨制之形，唐弢的书话却对现代文学的许多作品和事实做出了清晰明确的解说、考订、澄清，钩要提繁，为理解现代文学的历史地形打下了坚实基础。唐弢在“书话”中，或叙其版本历史、事实掌故，或述己观点、审美情感，不以枯燥的资料汇编为己任，而力求将文艺的灵动融汇于充实的内容。
    唐弢也非常重视现代文学的研究与见解必须以扎实的一手文献功底为基础，讲究论从史出。他调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负责现代文学后，要求所里的年轻学者进所前两年不写文章，沉下心来遍阅现代文学的重要刊物，并要做出笔记卡片，他还会对这些卡片进行查阅。在主持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唐弢定下规则，所有材料必须查阅原始出处，不可以引用后来出版的文集为满足。由于编写工作从全国各地调集人马，汇聚了一批当时杰出的现代文学学者，这一原则由此也深刻影响了后续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式方法，沉淀下严谨踏实的“史”的性格。在调任社科院之初，唐弢提出，应该按照社团、流派的脉络，为现代文学编订基本的资料丛书。这一设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并陆续推出，成为今天现代文学研究从业者的基本工具书。
    唐弢在史料文献方面着功甚著，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对历史的理解仅限于此。唐弢推崇刘知几的《史通》，认可在“史才”“史学”“史识”之中，“史识”最重要。所谓“史识”，即不陷入材料的汪洋大海，而依靠史家自家修养，勾要提玄、去芜存菁。换言之，史家能凭借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将历史“激活”。在这一点上，唐弢同样与鲁迅有相通之处。唐弢早年曾向鲁迅请教自学方法，鲁迅回答说，自己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有一些理论基础，实则来自读史。在鲁迅那里，历史并非已经过去的“断烂朝报”，而是提供穿透迷雾、洞悉现在的抓手。鲁迅还曾建议唐弢参考日本《近代文艺笔祸史》，编一部近代中国文网史，这一设想当然也基于20世纪30年代具体的文化背景。
    在主持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后续编写“简编”时，唐弢提出，文学史既不是作家作品论，也不是文学运动史或思想斗争史，它应该从作家作品中呈现历史演变的脉络，而把握历史纵的发展，需以掌握时代横的面貌为前提。当代论者多视这一要求为唐弢在过“左”的教条主义之下，对“求实”的史家原则的坚持，但这里同样也包含着唐弢本人未曾言明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首先应当是文学史，也不等同于将文学史简化为作家作品论的排列，或纯粹的风格、文体、意象、技法演变的历史，现代文学的历史内在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演变，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因此也蕴藏着理解整体历史脉络的钥匙。
    唐弢先生后半生有一个心愿，是写作一部鲁迅传。这部鲁迅传最初设定标题为《鲁迅：一个天才的颂歌》，但到上世纪80年代真正写作时，改为了《鲁迅：一个悲剧的灵魂》。唐弢尝试通过书写鲁迅的生命，“去反映一个世界、一个时代、一条富于生活气息并且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的道路”。从个人角度而言，鲁迅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而只有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的关联中，鲁迅的才华与深刻才会呈现出悲剧性。从周围人的回忆来看，唐弢先生为此书搜集翻查了大量资料，甚至不惜远渡日本，追蹑鲁迅的足迹。在已经写出的前两章中，他将绍兴的历史，复仇雪耻的传统，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绍兴师爷的历史等通通纳入笔下，他尝试描摹的与其说是鲁迅个体命运的起伏，毋宁是鲁迅这一独特的人格如何可能诞生于现代中国，鲁迅的生命又如何负载和集中了现代中国诸多重大命题。
    可惜的是，这部可能真正体现出唐弢先生文学史观点和思路的著作最终未能完成。或许，正是由鲁迅而入现代中国，对这些重大命题本身的追索，压垮了唐弢先生晚年那并不康健的身体。如果说鲁迅的灵魂因背负着时代的命题而成为悲剧，唐弢先生的生命道路又何尝不是共振于此？追念前人，我们感到的往往不仅是成就的伟大，而是灵魂的真实与灼热。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伟大，正在于包括唐弢先生在内的一代人，将生命和血肉的力量投注其中。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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