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位导师，一位是我的硕导李辉凡老师，一位是我的博导吴元迈老师。李老师和吴老师是同龄人，李老师生于1933年9月5日，吴老师生于1933年12月12日，李老师比吴老师大三个月。李老师和吴老师在今年几乎同时去世了。2023年4月17日，吴老师在因中风卧床苦熬三年多之后终于解脱；将近两个月后的2023年6月15日，李老师因沐浴时摔伤被送进医院，在病情几度反复后突然离世。我的两位导师前后脚来到这个世界，又像约好了似的手牵手驾鹤西去。他俩讣告的第一段文字结尾相同：“享年89岁。”
    甚至连我最后道别他俩的两家殡仪馆也相距不远：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在东郊殡仪馆功德苑送别了吴老师；6月19日上午8点，我们在通州殡仪馆紫竹厅送别了李老师。他俩的告别仪式都不像他们生前大多数同事的后事那样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他俩不约而同地在北京的东郊最终离开这个世界。他俩的告别仪式都很冷清，这当然是他俩家属的意愿，也与持续三年的疫情有关，但道别的场景还是令我们这仅有的几位、十几位到场的人心生伤感，甚或负疚。我们送别他俩的时候，天都阴着，还落了小雨。
    
    1984年11月29日，刘文飞硕士论文答辩会，左三为吴元迈，右三为李辉凡。刘文飞供图
    一
    我和两位导师的“私交”，似乎超出了通常的师生关系。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安徽师大读书，一日在生化楼前的棕榈树下阅读刚从图书馆借出的《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选》——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绿皮网格本丛书的一种——翻开书，我立即被序言所吸引。这篇序言全面介绍了高尔基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史、“流浪汉”形象和艺术特色等问题。作者娓娓道来，举重若轻，让我顿时感觉走近了高尔基及其中短篇创作，序言最后的署名“李辉凡”也就此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
    大学毕业时，我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就是“高尔基研究”，导师原本是张羽老师，但一年后，我转到李辉凡老师名下，并在李老师的指导下顺利毕业，进入社科院外文所苏联室工作。不久，我在劲松一区114楼分到一间半地下室的集体宿舍，而我们这个单元的顶层恰好就是李老师的家。从此，作为“地下室人”的我与作为“顶层人”的李老师成了邻居。
    每逢周二，我俩一同骑自行车前往位于建国门的社科院上班。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李老师话都不多，唯独在我俩骑车上班途中，他却往往谈兴大发，且声音很大（声音小了可能彼此也听不见），从与俄国文学相关的点滴知识到单位里的人与事，他随口道来，我却感觉比听他给我们讲课更有趣。每逢节假日，曾为印尼华侨、厨艺十分精湛的师母陈老师常邀我上楼吃饭。
    记得有一年我与李老师一家一起过年，我把新买的一张红色折叠桌搬到楼上。席间，我与李老师的公子李晓东猜酒，用筷子敲打桌面，嘴里高喊“老虎、棒子、鸡、虫”。李老师起初在一旁冷眼观察，许久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加入了我们。但他只与我对垒，不愿与晓东决战，可能担心有损为父的威严。在与我对垒时，他永远只喊“老虎”和“棒子”，永远不出“鸡”和“虫”（他可能觉得老虎和棒子更有杀伤力一些，由此也能感觉出李老师温文尔雅的外貌下隐藏着的那颗好战的心），被我抓住这个特点后，李老师的酒自然喝得比我多，不久就满面通红，被师母赶进了卧室。我的那张小红桌上，从此留下了我们三人用筷子头砸出的一片片小凹槽。
    还有一件事也能反映出我与李老师的“私交”之深：李老师的书柜里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套《金瓶梅》（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洁本”），李公子晓东当时已考上清华，想看这套书，李老师却不同意，还给《金瓶梅》所在的书柜上了一把锁。晓东请我替他把这套书“借”出来（这套“洁本”《金瓶梅》我之前已读过），我向李老师开了口，他二话不说，就把书给了我，我交给晓东带到清华去读，读完后再由我还给李老师。晓东对此深感不解：为什么同一本书，我能看他就不能看呢？我说因为我是你爸的学生，还因为我和你爸都是学文学的。晓东无语。
    后来，我终于在劲松9区901楼11层分得一套两居室，而李老师一家早在此前数年已迁居此楼12层，我和李老师再度成为邻居，一住又是六七年，直到我搬到团结湖。后来，李老师在师母去世后也搬去东郊的京城雅居，与晓东一家同住了。
    吴老师是我的老乡兼校友，他出生在皖南歙县，曾在安徽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学习。我在研究生考试后不久就听闻了吴元迈的大名，正是他从北京传来了我可能参加复试的“小道”消息。他先是把消息告诉了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老同学、当时在安徽大学外语系任教的白嗣宏老师，白老师又转告给了安徽师大的力冈老师。
    来到北京后，我应吴老师之邀去过他家，先在双榆树，后在昌运宫。吴老师的母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小脚老太太，满口乡音，听吴老师说我是安徽人，她便立即滔滔不绝地跟我聊起天来，可她的徽州话我几乎连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不能扫了老人家的兴，我只好连连点头，尽量呼应她的面部表情，交流因此竟也十分顺畅。
    1991年，吴老师担任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兼党委书记。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开始随吴老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吴老师数次建议我到外文所科研处工作，似有意栽培我，可我每次都找个借口婉言谢绝。最后一次，他轻轻感叹了一句：“也好，人各有志嘛。”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做了他的“科研秘书”，经常为他起草发言稿。在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组的首任组长后，我陪他到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做调研，走了很多地方，结识了吴老师的许多朋友，我的一些年轻朋友也趁机熟悉了吴老师，我和吴老师因此有了一个共同的“朋友圈”。他晚年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还是有几位年轻朋友的。”
    
    1959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吴元迈（左一）与白嗣宏（右一）以及后来成为白嗣宏妻子的奥尔迦（左二）在列宁格勒合影。白嗣宏供图
    二
    李老师和吴老师都是时代的骄子。他俩都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那是中国近现代最贫弱的时代之一，他俩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他俩都出身农家，吴老师还是遗腹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李老师和吴老师的命运，由于品学兼优，他俩于1953年同时走进大学，李老师考入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俄语系，吴老师考入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他俩后来都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感慨，如果没有1949年后建立的新政权，他俩是没有可能读大学的。
    在上世纪50年代，能上大学已是机会难得，能去苏联留学更属凤毛麟角。同样由于品学兼优，或许也因为家庭出身好，李老师和吴老师又被选派出国留学。吴老师于1954年被选派至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后出国，先后就读于基辅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1960年7月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工作。李老师比吴老师早两年来到这家单位，他1958年研究生班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科学院文学所苏联组，一年后被选派留苏，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进修两年，1961年回国。
    李老师和吴老师就读的列宁格勒大学和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都是当时苏联最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李老师的导师赫拉普钦科（1904-1986）和吴老师的导师杰尔卡奇（1906-1987）都是当时苏联的顶级学者。李老师和吴老师在苏联时期主修的高尔基研究和普列汉诺夫研究也是苏联当时的显学。更为重要的是，他俩当时所处的恰是苏联解冻时期之后所形成的活跃开放的学术语境，是包括文艺学在内的苏联学术的黄金时期之一。
    李老师和吴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学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俄语和俄苏文学专业，学成回国后又分配到我国最高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做专业研究工作。俄语还是他俩的月老，李老师的夫人是他在哈外专的同学，吴老师的夫人也是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校友。他们都组成了真正的“俄语之家”。不难想象，在刻苦修得俄语之后，在系统掌握了苏联的文艺学知识之后，当年的他俩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正准备大展学术宏图。
    然而，李老师和吴老师又似乎是生不逢时的。就在他们回国后不久，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便开始裹挟他们。他们在苏联修得一身武艺，回国后却无用武之地。
    但是，在1970年代末兴起的改革开放热潮中，李老师和吴老师却迅速成了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界的风云人物。
    李老师和吴老师都是俄苏文学研究专家，且均以理论研究见长。在李老师和吴老师之前，我国的俄苏文学研究比较偏重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似乎少有专门研究俄苏文学理论的学者。而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的正是作为思想解放之利器的理论创新，于是，李老师和吴老师便得以施展他们的学术特长。
    两位老师在1980年代发表的大量文章，如李老师的《我国高尔基文艺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1）、《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1981）、《八十年代的“开放体系”问题》（1986）和《维谢洛夫斯基与现代性》（1986）等，吴老师的《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1982）、《文学本体论的历史命运》（1985）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1987）等，都在当时的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俩均相继出版了几部关于俄苏文学理论的研究著作，如吴老师的《苏联文学思潮》（1985）、《探索集》（1986）、《现实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发展》（1987）等，李老师的《二十世纪初俄苏文艺思潮》（1993）和《文学·人学——高尔基的创作及文艺思想论集》（1993）等，从而把我国俄苏文学的理论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我记忆中的两件事，可以佐证他俩在当时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影响。1979年，吴老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论文，题为《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副标题是《与朱光潜先生商榷》。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有一次我们到当时的外文所所长冯至先生家做客，听冯先生说，他曾与朱光潜先生谈到吴老师的这篇文章，朱先生说：“吴元迈的理论功底还是蛮扎实的。”
    1982年，李老师与张羽老师应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之邀访苏。这是中苏交恶之后中国的俄苏文学学者首度访苏，受到苏方高度重视。回国后，张老师和李老师举行一次内部报告会。记得会场设在当时外文所所在的社科院学部四号楼的一层会议室，不大的会议室被挤得水泄不通，除了社科院哲学、历史、文学等研究所的同事外，还有来自作协、文化部、北大、北师大和北外的众多同行。当天的报告会由李老师主讲，身着西服、戴着黑框眼镜的李老师端坐台上，不慌不忙地讲了三个多小时，内容涉及苏联文学界的现状和动态。他介绍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等理论问题，更是激起了听者的强烈兴趣。报告完毕，全场起立，长时间地向李老师鼓掌。
    我们如今谈起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研究的思想资源，总以为它们主要源自西方，殊不知当时对苏联同时期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借鉴和引进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源泉，因为我们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解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文革”之前从苏联引入的文学意识形态，解铃还须系铃人，苏联同行在相关方面的理论突破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而言无疑更具借鉴意义。正是在这一学术语境中，我们才能更充分地意识到李老师和吴老师当时所做的俄苏文论研究工作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李老师和吴老师既是新社会的幸运儿，也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受累于20世纪中国的诸多曲折，也以自己的努力作出了不负使命的奉献。他们的一生折射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他们的经历，如赫尔岑所言，就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1960年，李辉凡在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高尔基雕像前。李丝雨供图
    三
    李老师和吴老师专业相近，学术历程也大同小异。他俩前后脚来到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在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脱颖而出。在我于1982年初考入外文所读研究生时，他俩都是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是张羽老师。在张羽老师担任外文所所长之后，李老师任苏联室主任，吴老师则任新组建的理论室主任。1980年代中期，时任外文所所长叶水夫先生领衔编纂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的第一个国家重点项目《苏联文学史》，李老师和吴老师都被任命为副主编。1987年，吴老师晋升研究员，次年，李老师也晋升研究员，他俩在他们那一代学者中始终是走在前列的，是外文所俄苏文学研究的双擘。
    在李老师和吴老师之前，我国已涌现出众多杰出的俄国文学译介者和研究者，他们按出生年代大致可划分为两代，即以鲁迅、曹靖华、郑振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以及以巴金、戈宝权、叶水夫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而出身在1930年代的李老师和吴老师则是我国第三代俄国文学研究者的杰出代表。
    然而，出身和经历、专业和成就均很相似的李老师和吴老师，在性格上却迥然有异，李老师沉默寡言，做人一丝不苟，吴老师则滔滔不绝，做事风风火火。在学术观点上，两人也不尽相同。
    在《苏联文学史》编写组中，李老师和吴老师这两位副主编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关于苏联文学历史的评价立场，相对而言，李老师更多借鉴苏联学者的观点，立场偏保守一些。编写组里的郭家申老师、钱善行老师更支持李老师。吴老师对于苏联文学史更具“反思”意识，编写组里的童道明老师和我更赞同吴老师，而主编叶水夫先生以及编写组的另外两位成员张孟恢老师和王守仁老师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间派”。
    比如，在论及马雅可夫斯基与未来派的关系时，吴老师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经由”未来派走向成熟的，即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未来派，而李老师则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在克服未来派的影响之后才变得伟大起来。由李老师和吴老师引起的学术争论，伴随着三卷本《苏联文学史》写作的始终。
    我对李老师和吴老师性格碰撞的最真切体验，是在1990年底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上。那一年夏末秋初，李老师和吴老师应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之邀去做学术访问。当时的苏联处于其解体的前一年，苏联社会已弊端尽显，人心涣散，负责邀请李老师和吴老师前往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居然无法为两位老师购买到返程车票。两位老师被安排在莫斯科西南郊的一座少先队夏令营，他俩虽吃喝无忧，却度日如年。无奈之下，当时在莫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进修的我，只得与同在普院进修的新疆外办工作人员陆兵先生一起去苏联交通部交涉。我们建议中苏共同创建一个“丝绸之路旅游合作项目”，对方很感兴趣，与我们签订了一份合作意向书。在“谈判”结束时，我们提出要回国落实此事，但听说火车票不太好买，对方立即答应给我们提供一间国际列车包厢。
    顺利买到车票后，我陪两位老师回国，我们六天五夜的漫长行程基本上是在李老师和吴老师的争论或争论过后的长时间沉默中度过的。争论的内容包括学术问题，比如对某一位俄苏作家的看法，也包括日常生活问题，比如对俄苏风土人情的理解和认识。吴老师伶牙俐齿，李老师不善言辞，但争论的结果往往是吴老师“败下阵来”，原因就在于李老师要更不屈不挠一些。
    比如车过贝加尔湖，吴老师说铁路离湖很近，可能只有几公里，李老师则说铁路离湖最近的距离也有几十公里；比如吴老师说，俄罗斯女士一过40岁就不好看了，因为体型会发胖，李老师就说也有年过40岁、甚至年过60岁的俄罗斯女士依然能保持体型，他还举出他认识的某位俄罗斯女士为例证。一次，在此类争论之后，吴老师愤而走出包厢，坐在车厢过道的折叠椅上。待我过了十几分钟后来到过道，吴老师依然没有消气，他冲我说道：“你们李老师啊，就认死理！”当然，不久之后他俩又会和好如初，然后再择机展开下一场争论。
    四
    我的两位导师都离世了，这意味着我从此成了一位学术孤儿。契诃夫在上中学时就写了一部剧作，题目是《Безотцовщина》，我们之前大多译成《没有父亲的人》，其实，没有任何人会没有父亲，但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失去父亲的经历，因此，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或可译成《没有父亲的状态》。李老师、吴老师那一代学人如今纷纷离去，这就意味着我和我的同辈学人正在步入“没有父亲的状态”。
    李老师作为硕导只带了我和张晓强两个学生，吴老师作为博导也只带了五六个学生，而我现在的硕士、博士生已有几十位，他们无疑也都能算是李老师和吴老师的学生。家庭的血缘关系是一种传承，学术大家庭也有其血脉延续，就这个意义而言，我的两位导师还会源源不断地拥有他们新的学生。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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