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沉浸在哀乐中，那天送别会上，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作家、评论家，大学教授和文学研究者，记者、编辑和出版人。悲恸之际互相凝视，文学同道老少咸集，足有一二百人，来跟德培先生作最后的告别。逝者没有职务和职称，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只有文学评论家的名号。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优秀的评论家(之一，还是没有之一，要看从哪个角度说)。
程德培将自己定位于文学现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守望着我们的园地。
四十年前，我认识德培之前，他已写过王安忆、贾平凹、李杭育、张承志、邓刚等人的作品评论，并引起广泛注意。前辈作家中，他关注的是汪曾祺、林斤澜和王蒙。那些文章大多收入他的第一本评论集《小说家的世界》(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初版，九久读书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从这个集子目录可以看出，他特别留意那些转变叙事策略和审美价值取向的开拓性作品。自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小说创作逐渐形成多元化的风格趋势，其中一些作家将更具个性化的艺术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在广阔的文化与风俗的纵深图景中撑开话语空间。当德培敏锐地注意到“寻根派”和“先锋小说”崛起之际，大多数评论家尚未嗅出小说革命的气息。
我跟德培相识于1984年，说来与吾弟杭育有关。那年杭育的“葛川江小说”初现成果，杭州市文联要给他举办作品讨论会，拟邀请省外评论家莅席指导，因为省内评论力量偏弱。杭育亟盼德培到会，之前他们有过通信。文联负责人找我征询意见，其实我还不认识哪位评论家，我说能把程德培请来就非常理想。我读过他几篇评论文章，印象深刻。那几年名声显赫的评论家多在文坛大机构创研部门或是什么刊物负责人，不见得能够拨冗前来。德培那时还是上海染料化工五厂一名普通工人，业余写作者。德培回函表示愿意参会，但要求允许他带吴亮一同前来。他给杭育的信中说，自己这辈子未出过上海，单独出门怕有诸多不便。主事者又来问我，吴亮怎么样？吴亮是另一位上海工人写作者。会议经费有限，他们不敢胡乱请人。可我知道吴亮绝对够分量，便竭力撺掇他们把两人一同请来。
德培、吴亮来杭那天是我去接站，因为彼此没见过面，我找了块硬纸板写上两人名字，在出站口举牌迎候。吴亮的《八十年代琐记》专门写到这事情。时值酷暑，我带着两位上海客人坐公交车到武林门，一下车德培就嚷嚷热昏了，杭州怎么比上海热！把他们安排在武林路出版总社招待所住下，恰好那天社里发西瓜，我去办公室拿来两只。吃着西瓜，三人就聊开了，德培不再抱怨天热，很快聊起文学话题。见面聊文学，那时都有些走火入魔。
会议是第二天在建德县白沙镇举行，那地方距杭州市区一百五十公里，主办方租了面包车把大家直接拉到镇上的月亮坪招待所。与会者总共十几人，除两位上海客人都来自省内。招待所条件简陋，天气闷热，没有空调，大家讨论很认真。晚上都聚在屋顶露台上，聊到后半夜。是年三月，杭育参加了《文艺报》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大谈那次会议见闻，说到王蒙如何风趣，张贤亮如何牛逼；说到张炜、史铁生……当日小说创作的活跃情形反衬着评论界的呆滞，于是大家开始抨击官样化的评论模式，数落当日身居要津的评论大腕如何满脑子的“工具论”和“反映论”(循从科层化的政策性解读套路，讨论小说近乎讨论时事政治)——那时我们年轻，说话毫无顾忌。
顶着满天星辰，德培、吴亮狂发预言。天不变，道变！
1984年冬天，在杭州西山路(今杨公堤)陆军疗养院举行了文学创新座谈会，是文学圈里一桩大事。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这次会议专有概述，称之“杭州会议”。会议由《上海文学》发起，最初的倡议者是编辑部之外的几个年轻人，就是德培、吴亮、杭育他们几个。这个想法得到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负责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的重视和支持，便邀请杭州市文联和我所在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作为主办者一同参会。关于会议情况，一些与会者写过回忆文章，这里不赘述。那次会议上，德培是一个重要角色，他自己发言不多，却总是想方设法引出各种话题。
会议关于“寻根”问题谈论较多，德培早期评论作品侧重寻根派作家，但他的视野并不囿于一端，会议有整整一个下午讨论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就是德培的主意。马原完全是另一路，此际“先锋小说”始见端倪。他这部中篇尚未发表，德培在参会的《上海文学》编辑手里看到校样，觉得写法新颖，便介绍给大家讨论。之前马原在《西藏文学》发表的短篇《拉萨河女神》已引起德培的注意。
德培做文学评论，实是天赋与勤勉的叠加。他的艺术直觉令人惊讶，很快就能从铺天盖地的作品中发现那些独具特性的佳构，当然这必须有矻矻不懈的海量阅读，从层出不穷的作品中筛选出最值得关注的篇什。他读的是作品原初发表的刊物，而不是从选刊或别人的评论中去发现佳作。德培很享受那种发现的愉悦，在他看来做评论自须直接面对文本，而不是抽绎别人的论述加以归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也是莫言、残雪作品最早的评论者。
想起那天送别现场，陈思和教授在悼词中对德培最初的评论事业作了这样的概括：
1980年代，程德培可谓是横空出世，他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和精准的思维判断，及时地辨认出一批后来文坛上的杰出作家，并清晰地勾勒出他们最初的创作形态和未来的发展可能。
此语亦“敏锐”，亦“精准”。思和兄是当年“杭州会议”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那是程德培最活跃的时期，古人说“不拘一格降人才”，亦时势所然，上世纪80年代为这样的先觉者大开绿灯。
1985年至1987年，德培和吴亮在《文汇读书周报》开设“文坛掠影”专栏，评点国内期刊新近发表的作品。他们那些文章时不时引起轰动，因为其即时性和思和兄所说的“精准”判断，有如莱辛的《汉堡剧评》和波德莱尔那种沙龙批评效应，一时成为文学圈内的审美导向。
1985年10月，德培、吴亮各自出版了第一本评论集《小说家的世界》和《文学的选择》，黄育海兄和我有幸担任两书责编。这一年秋天，我们又相遇杭州五云山，那是一次规模更大的文学聚会——长三角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讨论会，汇聚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作家评论家及记者编辑四五十人。我知道，德培正是这次会议的幕后推手。前一次杭州会议王安忆因故缺席，这一次她来了，上半年她发表了力作《小鲍庄》。德培说，安忆又上了一个台阶。
长三角这个会议有个意外收获，就是促成德培、吴亮选编了《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来了郏宗培、刘俊光两位年轻编辑。刘俊光是有心人，天天缠着德培、吴亮打探文坛消息，请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做一个小说选本。王蒙、严文井、茹志娟三位前辈作家为此书作序，王蒙对选家尤重想象力特为赞赏，将之概括为“发达的思辨形式与情感形式”；严文井称赞编者不按“规范”出牌；茹志鹃认为，这个选本“好就好在不搞名单学，不论资排辈，直接以文取胜”。德培、吴亮以后又合编过若干有影响的小说选本，而影响最大的还是这部《探索小说集》。
好像是1986年上半年，德培、吴亮调入了上海作协，专职从事文学评论与研究。作协专门为他们成立了一个研究室，周介人兼任研究室主任(如果说德培、吴亮进入文学现场在不断发现新人，那么最初这两位新人可以说是周介人发现的——他们最初的文字都刊于老周编发的《上海文学》评论版面)。当年夏天，在大连举办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是研究室成立后策划的第一个活动。会议与辽宁方面联合举办，吴亮不擅细琐的事务性工作，德培和《当代作家评论》的林建法成了最忙碌的联络人。德培不但是评论家，也是很有热情的文学活动家，有鼓动力也有执行力。我的朋友作家陈军近年悉心研究民国文事，将德培比之当年斡旋海上文林的郑振铎，我觉得很是恰当。
1988年初，德培创办文学评论期刊《文学角》。这份刊物一出世即以敏锐、活泼的风格影响文坛，很快就有口碑。创刊号有钱谷融、李劼师生对谈，有采访王安忆的特稿，还有吴亮、韩少功、李锐、刘恒、陈村等人的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关于金宇澄小说的评论和他自己的创作谈，老金二十多年后才因《繁花》一鸣惊人，可见办刊人的眼光相当厉害。在刊物为时不长的存活期内，它刊发过一些很有影响的文章，如王安忆的《汪老讲故事》、黄子平的《“创新”这条狗》、吴亮的《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等。德培是办刊好手，总能琢磨出一些好点子，引领批评潮流。可惜这份双月刊存活时间不长，至1990年出刊第三期后因经济原因停刊，总共出刊十五期，前后存在两年半。
90年代初，我有一次去北京出差，德培与我同往，他去为《文学角》组稿。我们在北京拜访了李陀，亲见李陀循循善诱地开导德培：做评论的要有方法论意识，文章应体现某种理论架构(譬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女权主义、心理分析之类)。那一阵好像引入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他告诉我们，北京有一批硕博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很厉害，拉康本雅明什么的玩得很溜，那才叫学术正途，以后都得这么做！这不啻宣告传统批评的末日危机，李陀出语直率，提醒德培要及时改弦易辙。德培默不作声地听着，我不知他心里怎么想。
德培的评论文章侧重传统的审美观照，在话语和语言转换中铺开条分缕析的论述，习惯用比较感性的语言作出精妙的理性判断。他早期作品中确实较少涉及西方文论话术。其实，德培是那种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格，擅于学习也很注意补苴罅漏，之后他的写作确有不小的变化。其变化主要是视野更宽了，文章也更有力度和层次感，正如陈思和的悼词中所说：
1990年代，程德培的文学评论写作转向了研究型写作，形成了读完一个作家全部作品才写其评论的严谨态度，养成了写作之前必先列出作家详细创作年表的研究习惯。进入新世纪之后，程德培的阅读和写作再次发生变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吸收最新的知识，及时地融进自己的文学写作之中，并有意识地进行文学评论的文体实验，把更多的个人感受放到了评论文字之中。这一写作特点，持续到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
三十年过去了，守望文学现场的还是程德培，拉康本雅明蕃衍的学院精英却在项目里挣扎。当然我知道，德培并不拒绝任何可以作为批评的工具或武器，90年代以后他读书更勤，广泛汲取中西学术思想和文论精义，终于奠定了“长于思辨，精于细读”(潘凯雄称赞德培的说法)的大家风格。
德培的评论生涯曾中断过一截，90年代初他办《海上文坛》，我还给他写过稿子。后来刊物不办了，他离开了作协，下海开书店。当年文化人办书店蔚然成风(如北京万圣、上海季风)，德培赶上了那一拨。那些年，他仍与老朋友们保持来往，一直关注文坛动向。沉潜之际，他阅读甚勤，每次见面都问我最近看什么书，对谁谁谁的新作有什么看法……在聚会的热闹场面，他倒更显童稚之趣。拙著《存在感》里有这样的记述：
那几年去上海，常有德培兄的饭局。德培在饭局上谈锋甚健，指点文坛，评骘人物，妙语迭出。他说起吴亮的段子不输给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并非编造，只是放大了某些行状和细节，被叙述的吴亮基本上是发噱的呆萌形象，跟真人形成有趣反差。
……
80年代，吴亮、德培是评论界的神荼郁垒，从90年代开始各玩各的。德培沉潜书市，吴亮跑到艺术圈里去了。吴亮不在场，德培就少了那些有趣的段子。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大概彼此都在想：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不期然，明天说来就来，尤利西斯回来了！重返文坛的德培有如王者归来，接连出手巨幅典论，这让我感到惊讶。德培历经沧桑，宝刀未老，上海的年轻同道尊之“德公”，他们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我很佩服他晚年文章越写越好，篇幅越写越长。当然，他那些长文绝无空话，语言流淌中带出丰富的感觉和思绪，直是一种欲罢不能的书写。写长文须有精力和体力，更须有深邃的思考和相应的学理储备，所谓“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可见之前的沉潜期为他晚年的喷发奠立坚实的基础。
我在《存在感》书里说到德培如何评论吴亮小说《不存在的信札》，因为我自己也给这篇小说写过一篇评论，对比之下尤觉德培眼界和思路高人一筹。我这样写道：
在我之前，程德培就给《不存在的信札》写过评论(题为《话语单行道》)，与吴亮的小说一同发表于《收获》杂志。我写评论时没看过德培的文章，不看是因为不想受他的影响。后来仔细看了两遍，感觉真是写得精彩。我俩的思路大相径庭，面对同一部作品，我的文章着眼于如何解读这个文本，而德培的重点是如何理解这种写法。应该说，他的取径更契合这部作品的开创性特点。这不是一部需要作知识诠释的作品，需要的只是受众的经验与想象力。现在不少欧美小说喜欢设置一套“知识考古学”的陷阱(从艾柯到丹·布朗，雅俗皆然)，那是一大堆符号学、语义学和话语衍射的观念史，由此建构的伪学术叙事偏是在接受层面上阻断了文学想象。其实，叙事手法的创新不需要那种过度寓言化，真正的先锋派不是学院派，是江湖派。福柯有一种杞人忧天的看法，认为文学的历史是在增加新的断裂，总是勾勒出一种不连续性的现象。其实，不能说是不连续，而是断而后续。这种断而后续的“断裂”才是文学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否则当下的小说家写不过19世纪那些人。对于吴亮这种碎片化的大量留白的叙事，我深感解读难度不小，写作时亦尽量避免强作解人。现在看来，这是多余的顾虑。我明明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开放性的哈姆雷特式的文本，需要读者积极参与故事建构，但碍于不可捉摸的“作者”叙事意图，未能更多地表达自己感觉到的或是可以作进一步想象的故事内容。德培援引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理论，完全把作者甩到一边去了。其实，甩开吴亮，才能对吴亮这部作品作出更好的阐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完形填空，曼达、阿德和大愚，还有其他那些人物，在吴亮的故事中也在你自己的故事中存在，或许各有不同的活法。德培说，我们只能在“误读”中求生存。
“我们只能在‘误读’中求生存”，大妙！德培晚期文章常有精彩的断语。他评论韩少功的《日月书》时说：“叙述者总是在意义和指涉间游移，而阅读者又经常在理解和阐释间徘徊。勤于思考的韩少功则从不顾忌两者的区别，他经常把两者的活儿都干了，这令批评家感到头痛。”又针对金宇澄的《繁花》作此感慨：“所有的人生都维系着对世界依稀如梦的感觉联系：一切故事所指向的终极意义，都具双重面孔：生命在继承，死亡不可避免。”面对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他不由想到文学兴替的轨迹：“先锋的实验、追逐想象陌生性的偏执让我们的视点同‘现实’揖别，但它却给予镜像世界、符号天地得以绵延生存的空间，尽管先锋的实践是以叛逆的姿态、无情的否定、不屑的眼神对传统发起冲击，但它最终还是以‘自身死亡’的方式成为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生存及阐释，陌生性与双重面孔，镜像中的自我，德培的言语有意无意嵌入了批评家的生命隐喻。
一生勤劬的德培，著作数量不算多，除了前边提到的《小说家的世界》，我记得的大概有以下几种：
《小说本体思考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当代小说艺术论》(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
《33位小说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批评史中的作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黎明时分的拾荒者》(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
《要对夜晚充满激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这些著作，以后都将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有人问我，你觉得程德培的评论著作哪一本最有分量？依我拙见，就文章本身而言，写得最好的无疑是他最后的两本书，漫长的黎明和夜晚，浓缩了他最充沛的思想和经验。不过，要论在文学圈内的推动力，还是他早期那本《小说家的世界》。作为上世纪80年代新批评的开山之作，那本书对同时代人产生过某种类似启蒙的作用——德培与他那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当年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文论群体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带来一种多元化态势，亦深刻影响着日后数十年间的小说及各体创作。
不过，德培晚岁之更上层楼，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可归诸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的命题。黄子平兄有警策之言，怕是“自己写不过自己”，想来德培亦必有此忧。作为文学现场守望者，斯人毕生不懈，努力超越自我，允臻大化之境，直是令人感佩。
德培归山之夜，翟业军教授传来音耗，即撰挽联一幅，不计工拙，聊以轸怀：
四十年海上故事，最忆文学角；二三子人间先觉，常闻拾荒者。
记于202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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