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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

关于科举制的起源或起始时间，学术界异说纷呈，达十余种之多。因为对科举制含义的理解不同，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说法绝对错误。但与此相关的进士科的具体设立时间，应该说符合历史事实的只可能有一种，其他各种说法必定有误。

弄清楚进士科或科举制创设于哪一朝皇帝哪一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另外，科举始于开皇七年(607年)说实际上根据不足，但流传多年之后，影响广泛，甚至连国际上权威百科全书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可以说已经到非辨析清楚不可的时候了。

开皇七年说的始作俑者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其实，宫崎市定对科举起源和房玄龄的科名出身问题并未作深入细致的考辨，没有举出任何那怕是间接的史料来证明进士科始于开皇七年。他只是将邓嗣禹首先发现的房玄龄科名与年龄存在矛盾的史料，用来解释开皇七年始建进士科说而已。但这一史料至多只能推论进士科可能出现在开皇十五年(595年)或十六年(596年)，而无法证明是开皇七年。尽管后来也有不少学者论述房玄龄是开皇年间的进士，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将房玄龄定为开皇年间进士出身是有问题的。台湾学者张宝三认为，两《唐书》所云“举进士”，“进士”是否为隋文帝开皇时实有之科目名称，尚难确定。两《唐书》一修于五代，一修于北宋，述事而以后代制度例之，亦非无可能。杜牧所说房玄龄为进士亦难遽信；《梁彦光传》所云参加“宾贡之礼”者不可能是进士，而是孝廉或明经。由此推测《房玄龄碑》中的“俯从宾贡”，也是举为孝廉或明经。对于开皇七年说的内在矛盾，笔者《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辨之已详，于此不再细论。

《北史》卷二六《杜铨传》附《杜正藏传》载：正藏“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这条史料是同时载明进士科与秀才科，表明并非以“进士”来指代“秀才”，非常有力地证明隋炀帝大业年间进士科的存在。

在辨析隋唐之际进士、俊士、秀才等科目产生与存废问题时，由于史料不多，在历史记载不够全面细致的情况下，我们往往需注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以常识、常情、常理去考察、分析和推断。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中有时应该留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他指出：“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传之，故能注意者鲜矣。”从发掘“消极性质的史料”的角度思考，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古代所有学者都说是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却没有人说进士科是隋文帝所创立？特别是去隋不远的唐五代，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么多精通贡举历史的人士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却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说法？历史上没有关于隋文帝与进士科有关系的任何记载，在古代特别是唐代没有任何人否认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此等重要的“消极史料”，昭示出这一历史事实：进士科是隋炀帝创立于隋炀帝时而不是隋文帝时。正因为如此，对中国科举研究甚深的邓嗣禹虽然首先发现了房玄龄的科名与年龄的矛盾问题，却没有说是隋文帝首建进士科，而是怀疑房玄龄“年十八举进士”等历史记载恐有伪脱。读书要读空白处，从字里行间往往可能看出文字背后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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