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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进士科为隋炀帝所创置，接下来必然要进一步探究具体为隋炀帝何年。近年来，一些研究隋唐科举制的专家已越来越将焦点集中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最早提出大业元年说的学者是陈直，1963年，他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所记“公弱冠及进士第……以大业二年卒”，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只是陈直未能落实大业元年的具体月份。1996年，笔者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初步提出进士科应始于大业元年闰七月(与复国子学同时)的论点。2000年，我在《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中又进一步详尽论证了该观点。高明士较早时赞成开皇七年说，认为“宫崎市定的这些看法，堪称卓见，尤其指出科举起源于开皇七年，而且断定当时的科目有三科，实是莫大的贡献。”不过，他也不认为隋文帝时已设进士科，但有其前身的“宾贡科”，连同秀才、明经共三科，并认为两《唐书》为玄龄做传时，采用当代用法，但将碑志的“俯从宾贡”改为“举进士”。开皇七年所建立的是“宾贡科”，此“宾贡科”到大业三年改为进士科与俊士科。1999年，高明士在《隋唐贡举制度》一书中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隋炀帝“又变前法”设置进士科与俊士科的时间可能在大业元年，而定于大业三年的令，并说“炀帝‘变前法’(此处之法，指贡举科目制度)，也可与‘复开庠序’措施同视为文教措施之一”。并参考陈直关于进士科起始时间的考证，认为“进士科之建制，自以大业元年为是”。

考察隋炀帝建立进士科的具体时间，当联系其恢复国子监的举措。隋代和唐初，科目的设置与中央官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国子监六学便与六个贡举常科相对应。唐初乡贡进士绝少，进士多数来自官学毕业生。尤其是俊士，更是与学校密不可分。《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言“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其中“俊”即俊士，指汉代太学中的博士弟子。本来“进士”和“俊士”这些科第名目最初就是与学校教育相关联的。《礼记·王制》说：“命乡论秀才，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日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这是有关科举制度渊源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不管它是先秦的记载或是汉代的追记，至少这是最早出现“俊士”、“进士”名目的中国载籍，而隋代设立进士科的古本依据便是《礼记。王制》的这段记载。这一国学造士和论升进士的过程，实际上是当时高等学校培养学生和选拔毕业生的过程，它与乡论秀士、司徒推选俊士的阶段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隋炀帝创立选拔俊士考升进士的做法既以《礼记·王制》为蓝本，则与恢复国子学在同时进行是很自然的事。

另外，韩国科举史上有“司马”的科名，这是模仿唐代的制度而来。韩国史籍赵在三《松南杂识》“科举类，进士”载：“芝峰曰：今以生员进士为司马，出于《王制》，又取唐学舍生员名。”但中国现存史籍似乎未载唐代称国子监生员为“司马”，这要么是韩国科举的创制，要么是唐代史籍缺载。唐承隋制，韩国科举史上采用唐代中央官学生员的名称“司马”，这也从旁说明隋唐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关系。因此，根据大业元年闰七月关于恢复国子等学的诏书记载，从而间接推断进士科亦应与此同时设立，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将进士科具体创立时间逐渐缩小到大业元年，是在排除各种其他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结果。据《隋书，炀帝纪》载，下诏选举人才的记录共有大业元年正月、大业元年闰七月、大业三年四月、大业五年六月、大业十年五月等五次，采用排除法，可以判断炀帝始建进士科是在大业元年闰七月。如果说进士科不是出现在大业元年，那么谁能指出是在哪一年？实际上其他各种说法根据明显不足，都不如大业元年说来得充分和有道理。穷原竟委，大业元年说已经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举制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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