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1:11:13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 夏明方 参加讨论
从事中国灾荒史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资料来源和学术阵地就是由全国各地政协组织编纂的文史资料。 众所周知，文史资料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囊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凡各地近现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教、卫生、民族、宗教、名胜、文物、风俗人情、帮会组织、社团活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被及，从而散发出一种类似于改革开放后逐渐兴盛的社会史流派的诸多特色，更在于其在史料征集过程中坚持“亲历、亲见、亲闻”三大原则，着重民间文献和基层社会集体记忆资源的挖掘、利用，因而与今日流行于全国史界的历史人类学风格十分相像，甚而可以说它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历史人类学。 如此特色，在其对于灾害的记述中同样十分明显。将相关的文献搜罗起来，浏览一遍，你就能够感受到其史料来源的地方性、民间性和多样性、丰富性。其中，既有发生于灾害及救济过程中的报灾呈文、纪灾诗、灾情图、征信録、日记以及新闻通讯、时评等，也有灾后用以警醒世人的“荒年歌”、“米粮文”、花鼓词、歌谣、戏文，尤其是碑刻，有时连家谱序言或县志眉批中有关灾害的记录也被搜剔而出，更有大量灾害亲历者或幸存者的事后回忆以及各地有心人对亲历者的访谈（也叫口述）。与官书、正史、志书等对各类灾害自上而下式的简略记载相比，这些来自基层、源于民间的文献，给我们所描绘的，是更加丰富、更加细致，也更为震撼人心的灾难场景。 此类文献，例如碑刻，今日的学者搜寻起来，颇显艰难，可实际上其数量之夥，有时远远超乎想象之外。如河南《林县文史资料》1986年第二辑选辑的《林县灾情实录》，即收录了清代民国时期有关旱灾、蝗灾、地震、水灾的碑刻12通，最早的是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剥榆歌》，最晚是1913年任村尖状龙王庙水灾碑文，但是数量最多的还是光绪初年的灾荒碑。这在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其他文史资料中也多有发现，足见其灾情之重、之广。就回忆和访谈而言，有时其主要内容并非口述者亲身经历，而是从祖辈和长者那里听闻得来的，由于这些口述者本身大都已经超过花甲之年，多有耄耋之人，其追忆的内容往往又是少年之事，他们所听闻的祖辈曾经亲历的大灾大难，其发生的时间就更为久远了。借助于这样一种绵延不绝的灾难记忆之链，我们就可以从1929年的“十八年年馑”，追到1900年的“庚子大旱”，乃至1877年的“丁戊奇荒”（参见李景民《听老人们讲述的光绪三年年馑》，《铜川郊区文史》第5辑，1988年），于是，从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几辈长者的口中，我们就可以勾勒出一部某一地区近百年的灾荒历史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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