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23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 夏明方 参加讨论
至于学术界，这一场被许多人视为禁区的大饥荒，大体上也是从1980年代开始，就已经成为学者们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探索的重大课题了，近年来更是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1986年蒋正华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的学术论文，推算出大跃进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并于1986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人口死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获得与会者好评。我国著名地震社会学专家王子平先生，更在1989年出版的《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王耕今、杨勋、王子平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书中，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地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人相食”事件。这是他1980年代初在安徽凤阳农村调查时从政府调阅的档案中了解到的。此书从成稿到最后出版，历时八年之久，也颇多坎坷，毕竟还是公诸于世了。（王子平著：《创造幸运——我的心灵史》，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265页）此后发表的很多较有分量的论文，如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1997年）、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2000年）、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2001年）、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2003年）、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2005年）、孙经先《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2011年）等，则发表于大陆出版的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高端学术杂志之上，如《当代中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社会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等。武文军在书中一方面批评“全国大多数省市和县基本回避三年困难的真相”，指出其所查阅的近百部志书，“对1958年浮夸风记载略为详实，而对六十年代的饥饿和死亡几乎避而不谈，或用‘严重后果’的字眼予以虚晃”，另一方面也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暴露六十年代大饥荒真相的作品，特别是一些党史大事记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能较真实地分析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深刻分析六十年代大灾难的优秀读物，如《刘少奇在1961年》就是一本坚持真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作品”（该书第181-182页）。 该书所引用的著作，还有《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该书未曾引用或其后出版的著作更多，如凌志军著《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傅上伦等著《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梦初《“大跃进”亲历记》（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兹不枚举。此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如王智量《饥饿的山村——大饥荒年代的苦难家国史》（1995年第一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再版）、刘庆帮《平原上的歌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还有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夹边沟记事》(200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8年由花城出版社重版)、《定西孤儿院纪事-大饥荒绝境下的苦难与爱》（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和《甘南纪事》（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尤其是最近拍摄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则是艺术界的朋友对此一问题进行反思的力作。新近面世的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南海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更是大陆第一部向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公开进行质疑的大部头作品。该书依据孙经先教授的研究，不仅对国外学者的高估值提出挑战，也不认可政府公布的较低水平的数据，而是将死亡人数缩减为四五百万左右，至于在户籍上死亡的其余1000多万人，则可能是逃荒漏登之人。作为一家之言，作者显然还需要更加坚实的资料基础、数据辨析和制度梳理，也需要更加规范的学术表达，但这一著作出版本身，即表明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学者，最终还是可以汇聚一处共同讨论了。 由此可见，在对大饥荒的研究过程中，官民之间所谓的对立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至今仍有剑拔弩张之势，但是通过其中逐步展开的学术对话，我们同样也应看到两者之间渐而达成的一致性，这就是对灾难历史的反思精神与负责态度。这种反思，恰恰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结出的硕果之一。随着大饥荒真相的不断披露和愈益清晰化，这一社会记忆过程本身，不仅不会撼动执政者的合法性，反而应该变成此种合法性的有力证据。毕竟那样的饥荒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灾难，它并不能否定建国以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业已取得的成就。国外一位学者说得好，历史上，不管是什么样政权，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合法性，合法性总是建立在不断变动着的政策调整和政治适应过程之中。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更主要的内容恰恰又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避之唯恐不及的种种“天灾”、“人祸”，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对其进行淡化、抑制甚或删除、消抹，往往只能收效于一时，它们总会找到适当的话语形式或蛛丝马迹，留存于天地之间。对于受害者而言，任何灾难都是一场浩劫，可对于后来者而言，对灾难的记忆，则永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防灾减灾的强大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针对灾难记忆的遮蔽行为，都是灾难本身的一种延伸，而且也会成为这种灾难记忆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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