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15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 夏明方 参加讨论
另据青年学者赵朝峰的研究，当时的中共中央对1959-1961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宣传是内外有别的。在对外宣传方面，通常强调自然灾害的作用，并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指代这一阶段，以致其在社会上一度广为流行，但是在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则相对实事求是，认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造成饥荒的原因，并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逐步扭转了经济困难局面。从1959年9月开始，毛泽东就已经得悉有关饥荒的信息，并给予一定的关注。1960年10月“信阳事件”后，他真正意识到灾荒的严重性，并承认“天灾”之外有“人祸”，而且造成这人祸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赵认为，尽管此处所指的“人祸”，在毛泽东看来，不是总路线有错误，而是总路线的执行有问题，但毕竟为其他中央领导人客观分析经济困难的成因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赵朝峰著：《中国共产党救治灾荒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242页）如此这般极具张力的灾害信息双重传播机制，同样适用于1975年河南驻马店大洪水和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它一方面招致灾害谣言满天飞，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造成对政府信誉的巨大损害，但是另一方面，它毕竟又因其内部特定的信息流转渠道，使得执政者即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没有完全丧失应对灾变的能力，或者更多的情况是，以更加积极的灾难救援和善后重建之道来舒缓或消解民众的苦难和焦虑，重树政府权威。 这样的因应之策和调整之举，事实上也可以看做是中共对自身历史或政策过失的一种反省，这种反省，既是中共过去在革命年代的传统，也与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局面的开拓实有割不断的内在联系。武文军将自己的著作视为解开“历史之谜”的填补空白之作，但是如果将他的主要结论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此一事件的裁定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总体判断并无太大的差异。决议的原文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我们或许可以把武文军的著作看成对决议中相关论述所做的注脚。很显然，有如赵朝峰所言，这时的官方文献已经不再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而是以“三年困难时期”取而代之。这一次也不再是所谓的“内部版”，而是通告海内外了。 至于具体的人口死亡数字，该决议虽然没有提及，但用“重大损失”四个字来概括，显然也是极有分量的。何况在随后由政府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中，也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党史研究著作中，有关饿死人的数字一直不曾被掩盖过（但不排除被低估）。例如1983年第一次出版发行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49至1982年历年的人口数字，数据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少了1000万，1961年又比上年少了348万；1991年，由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进一步明确，“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纂的《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亦标明，1960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在1000万左右。接下来则是201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书中再次重申，“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些文献，虽然用的是“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其数量也在1000万左右，但就绝对数值而言，这无论如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了。今日不少学者在讨论大饥荒时往往聚焦于死亡数字的多少，却似乎忘记了或者有意忽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对这一数字的所谓“解密”，早就由执政者自身悄悄地开启了大门，并且对事件的人为肇因也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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