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25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 夏明方 参加讨论
正是这样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氛围，使得国内学者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的任何表述，都有可能遭到别样的审视和评判。记得我和北京大学康沛竹教授共同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灾变图史》（2001年第一版）出版后，因其涉及到对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问题，并倾向于采纳李成瑞2000万人的估算结果，有的网评把我们纳入“民间学者”的行列，一位研究中国饥荒问题的外国朋友更是对此大为惊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著作在大陆正式出版，似乎是不可能之事。可我后来在2010年12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救灾”》，将2008年四川汶川的抗震救灾与1943年发生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救灾度荒工作联系在一起，并进而统称为“太行模式”时，又有人把我放到“党管学者”的行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当然不会在意这样的“头衔”，我更关注事实的真相如何。但这种两极化的倾向表明，从事这样的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就此而论，文史资料在这一方面也有“惊人之举”，那就是武文军撰写和主编的《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和《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分别刊于《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2001年印行）和第22辑（2002年2月印行）。尤其是后一本书，据作者在序言中所言，是他“历经三载，行程万里，查阅数千份文献，访问数百名亲历者的产物”；其间，曾“先后到甘肃、宁夏、青海、河南、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山东、广西等省的图书馆、档案馆、地方志办、党史办以及其他文献收藏单位，在许多单位进行了访问和调查”，因而是一部亲身考究的“信史”。从书中内容来看，作者有关死亡人数的估算，既非3000万，更不是4000万，也不是下文将要提及的最新估计四五百万，而是1500万左右，这是其一；其二，尽管作者也认为这一时期的灾难波及全国，但不同地区，其人口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有安徽、河南、云南、甘肃、青海、山东、贵州、湖南、广西和四川等省，而在一些农业自然条件特别好的地区，一些偏僻落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特大城市，人口死亡率较低，有的甚至出现微增长趋势；所以其三，基于以上情况，并与其时各地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程度相比较，结果发现，大凡“政策越左的地方，人民的灾难越深，死亡人数越多”，也就是说“1958年以来执行左倾路线的程度不一，饥饿的状态有所不同”；于是，最后，作者的结论是，“三年大灾难，并非主要来源于天灾，也非来源于苏联从外部要账和撤专家，而主要在于人祸，在于决策层的严重错误”，亦即“左倾冒进错误”（该书第12页）。 故此，尽管该书通篇体现的都是一种批判性反省的态度，但通过书中的具体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引而申之，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作者实际上已将中共政治合法性建构与具体决策过程区分了开来，也将中央决策与地方执行的实践区分了开来。这应是我们看待大饥荒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作者进而还以公共食堂为例讨论了这场灾难的结束过程，那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重大灾难面前对既定政府行为进行的深刻反省和果断调整。据研究，从1961年4月开始，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之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对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其间，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以及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各级领导，对公共食堂的调查都指向了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弊端丛生，非散不可。尽管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被逼迫出来的“大刹车”，但它毕竟很快结束了长达三四年之久的大灾难。其后直至至改革开放，国家政策多有起伏，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依然处于贫困状态，但是较大规模饥荒再没有发生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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