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31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 夏明方 参加讨论
事实上，当下对于过去灾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灾难记忆的重建。即便是灾时形成的相关文献，亦可看做是对于灾难的即时记忆。如果这样的理解大致不误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灾时的新闻、档案，灾后的碑刻、歌谣，以及很久很久以后的回忆和学术研究，都纳入到灾难记忆的谱系之中，它们大体上反映了人类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对于某次特定灾害的记录和记忆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灾难记忆谱系或灾难话语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其中的连续性，看到其超越政治事件的内在脉络，还不应忽视其中发生的断裂，不应忽视政治事件对这种灾难记忆的重构和再造。通观建国以前的荒年歌、灾荒碑文等，它们的基调都是在劝诫后人勤俭节约，防灾备荒，所谓“述是患而预防”，警告后世“处丰而有馀一馀三之道，处歉而有因荒备荒之者”（王顺元《荒年实录碑》，见《辉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90年），或者“再遇此凶年，绝宜早逃荒，若不舍故土，命不得长久”（见前引《林县灾情实录》），因而这样的记忆，往往极尽描摹惨烈灾情之能事，以达其警醒世人之目的，完全可以看作是传统中国减灾救荒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国以后对于灾荒的回忆和访谈，当然也有这样的目的，但是它的另一个更加鲜明、更加突出的主题，则总是与今日的美好现状进行对比，借以论证和突显“新旧社会两重天”。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总体事实来说，这一论证并无大的问题。但是将这些文献汇总一处，又难免给人一种模式化的刻板印象，而且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过去的回忆内容。也就是说，大凡涉及到旧中国发生的灾害及其救灾活动，包括政府救灾或慈善事业，更经常的是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对于解放后的灾害，则往往偏重于自然要素的异常变动，如水情、旱情等，对于相应的救济活动，更是称颂备至，少有批评和反省。尤其是涉及当下中国饥荒史领域似乎最为敏感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许多文献，要么对其社会影响三缄其口，要么含糊其辞，或者以“这是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这类的借口一笔带过，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以至于从事这样的研究或相关成果，大都只能在海外进行或出版，而此次灾害造成的人口死亡总数，也在层出不穷的研究中从流行的“饿死三千万”攀升到4500万，甚至更高。有学者因此把这一过程称之为“猜大数”运动，并将对此一数字的“解密”过程，视之为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致命挑战。 究其实，这与建国以后占主导地位的灾害话语模式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并无二致。这种灾害话语，原意是要说明“新社会甜，旧社会苦”，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新社会已经不可能、也容不得任何之“苦”，一旦有“苦”，新社会就会遭到质疑。殊不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并不在于这个社会有没有灾害，甚或重大灾害，而在于如何更加及时、更加有效地应对这类灾害，如何在灾害应对过程中体现对人的生命的无条件的尊重，并从中汲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否则，即便是造成一个人的死亡，在特定的社会情势下，也可能成为颠覆政治合法性的致命导火索。因灾死亡人数的多少与政治合法性的强弱，似乎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反比关系能够概括得了的。仅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口死亡规模，以为人口损害越少，政治合法性就越强，最终遵循的还是学术对手的逻辑，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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