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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和帝铲除窦宪集团考论


    内容提要:东汉外戚问题的由来,可追溯到开国至章帝时期。窦宪驱除匈奴作战的胜利,导致其势力急剧膨胀,加剧了朝内权力矛盾。和帝密谋铲除窦宪,是围绕朝廷权力的一场政治角逐。和帝依托宦官郑众谋划,有不得不为的难处,拥君派朝臣在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帝重振皇权,治国有方,延续了前期的强盛局面,不愧为东汉有为君主。但其亲近宦官和扶持梁氏的做法,导致其身后戚宦政治愈演愈烈,这反映了和帝政治的两面性。和帝对东汉的衰变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 键 词:汉和帝 窦宪 戚宦政治 历史定位
    作者简介:王健,1956年生,江苏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外戚宦官之祸是东汉政治史上最突出的问题。其中,东汉皇权与外戚矛盾的激化,汉和帝是一个关键时期,这种矛盾的由来、发展及其解决,很值得研究。同时,这也关涉到皇权与宦官政治之间的纠葛。考察和帝铲除窦宪事件,对于准确评价汉和帝以及探究东汉历史转折点,均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早在传统史学时代,对汉和帝的评价就褒贬不一,对东汉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也有不同看法。这些分歧可追溯到东汉当朝。元兴元年(105)和帝刘肇死后朝臣议定的谥号曰“和”,《谥法》曰:“不刚不柔曰和。”①这是历史上为时最早的积极评价。官修《东观汉记》的史官褒扬和帝政治:“朝无宠族,政如砥矢”,“外忧庶绩,内勤经艺”,“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万国协和”。②
    至东汉末,朝廷的评价发生了逆转。《续汉书·祭祀志下》记,由蔡邕执笔,董卓领衔,就祭祀制度联名奏疏时提出异议:“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另据蔡邕奏疏原文:“自此(指汉章帝)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孝和以下,穆宗(即汉和帝)、恭宗(安帝)、敬宗(顺帝)、威宗(桓帝)之号皆宜省去。”③《后汉书·孝献帝纪》载:“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可知,“功德无殊”即是无功德的委婉说法而已。
    显然,评价逆转的焦点,就在于和帝时的外戚宦官问题。“政事多衅,权移臣下”,是为贬低汉和帝的缘由。他们将其视为衰世之君,甚至褫夺其穆宗庙号。在东汉末年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军阀董卓与宦官集团矛盾趋于白热化,他倾力打击宦官,故对和帝依赖宦官来铲除政敌是持批评态度的。
    东汉人立场迥异的这两种评价意见,影响深远。后世持肯定意见的史家,有刘宋时的范晔,他在《后汉书》本纪中论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但也表示了困惑:“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④究竟是和帝治国之术比前世高明,抑或边疆民族归附与叛逆自有其规律?范晔也指出了和帝时期的“中官始盛”问题。
    当代史家如翦伯赞、林剑呜、何兹全等亦未回避宦官登场始盛的问题,但更多着眼于整个国家治理和边疆战局,将和帝置于东汉安定发展的强盛期。如何兹全认为,东汉两百年,“和、安之际是一分界线”,“安帝开始,进入后期”。⑤
    持否定意见的史家则关注戚宦政治问题,将和帝归入东汉后期。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论曰:“及和帝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吕思勉将和帝划入“后汉衰乱”时期。范文澜认为,“章帝死后,东汉政治便进入黑暗时期”⑥。将和帝到灵帝阶段定为东汉后期。对同一个帝王,后世评价如此大相径庭的,在汉史研究上实属罕见。
    鉴于史学界迄今对汉和帝及其时期均缺乏专题性深入研究,⑦故本文从考察汉和帝铲除外戚这一重大事变切入,分析和帝与戚宦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阐明和帝在东汉盛衰转折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不仅有利于重新认识东汉政治进程和人物,而且有助于深刻把握东汉历史走势,确认东汉盛世衰变的转折节点。
    一 外戚势力渐盛与东汉前期政治
    汉和帝刘肇为东汉章帝第四子,生于建初四年(79)。章和二年(88)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成为东汉第四代皇帝。此时距东汉开国已60余年,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的励精图治,各方面都已经走上正常轨道,出现了盛世局面,但外戚势力也随之渐盛。
    如所周知,外戚干政是中古专制政权体制下的固有现象。在实行宗法血缘政治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有效巩固皇权,君主必然会任用外戚,然而外戚常常借此机会控权干政,形成对皇权的威胁,然后君主便会抑制外戚。这样,皇权与外戚的矛盾便时常出现并长期存在。
    还有一层明显的社会结构问题,便是东汉豪族世家的兴起。这一现象构成皇权与外戚关系背后的时代性背景。何兹全曾指出,“东汉政治舞台上有两种力量并存,一种力量,是集权的皇权,另一种力量是利在权力分散的世家豪族”,东汉前期“皇权是强大的,政治上的这两种势力基本上是平行发展而又相安无事。和帝以后,两者间的矛盾逐渐发展起来”。⑧《剑桥秦汉史》作者也很看重东汉前后期帝党、后党之间的矛盾关系。⑨
    一般说来,王朝开国制度即所谓祖宗之法,对后嗣君主的政治发展都有重大约束力。光武帝取鉴意识很强,对西汉外戚干政篡权的教训格外警惕,采取了政治上严厉抑制、经济上妥协的恩威并施政策:
    世祖悯伤前世权臣太盛,外戚预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汉家中兴,惟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无权臣,外戚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势位不及许、史、王氏之半。⑩
    明帝对外戚限制更严:“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无损”,后妃外家“无封侯豫朝政者”。(11)马皇后之兄马廖、马光终明帝之世官不过虎贲中郎和黄门侍郎。
    但开国以来也存在一些导致外戚势力逐渐增长的政策因素。光武曾采取过一些格外信任并恩宠外戚的做法,一是封侯,如建武十三年(37),“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12)。何焯论曰:“中兴之始,以外戚恩泽封者即有四十五人,所以复有窦、梁之横。”(13)二是授予九卿高官,并让其出任宫省亲近之职,如阴识守执金吾,“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14)。阴皇后之弟阴兴拜卫尉,后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光武又“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15),阴兴固辞乃罢。明帝严切限制外戚干政,但给予外戚大量赏赐,这使其有了交结群臣、发展势力的财力基础。
    到章帝时,对外戚格外宽厚,比起前两朝走得更远。他即位之初便提升舅氏马廖、马防、马光的官职:“以廖为卫尉,防为中郎将,光为越骑校尉”。(16)建初四年(79)封他们为列侯。章帝又宠爱窦皇后,对其言听计从。自此窦氏外戚势力兴起,逐渐干预朝政。
    章帝时发生过两起窦皇后迫害事件,干预两任太子的人选。先是窦皇后与其母沘阳公主阴谋陷害当时太子刘庆的母亲宋贵人,“外令兄弟求其纤过,内使御者侦伺得失”(17)。诬陷宋贵人“以菟为厌胜之术”,建初七年(82),“遂废太子庆而立皇太子肇”。窦皇后养子刘肇被立,宋贵人姊妹被迫饮药自杀。建初八年(83)窦皇后又诬陷刘肇的生母梁贵人一家,梁贵人忧愁而死,其家属被远徙到九真。
    窦皇后铲除了后宫竞争对手,外戚遂得“独擅权场”。马太后一死,章帝又以妻党替舅党,马氏外戚受抑制,窦氏外戚趋盛:
    建初二年,女弟立为皇后,拜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18)
    虽然有不少大臣上书呼吁抑制窦宪势力,但章帝听之任之。综上可见,造就外戚政治的温床,导致外戚的逐渐坐大,光武和章帝难辞其咎。王夫之认为:“窦宪之横,章帝实使之然矣……托仁厚而溺于床第,终汉之世,颠越于妇家,以进奸雄而陨大命,帝恶能辞其咎哉!”(19)尖锐地揭示出章帝的失误及其应承担的责任,是为切中肯綮之论。
    这个阶段外戚势力有所增长,但亦有控制。表现在被擢用的外戚人数不多,权力亦有限。一开始只是皇后兄窦宪、弟窦笃两人,“宪为侍中、虎贲中朗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并侍宫省,赏赐累积”(20),权力还是掌握于章帝手中。窦宪虽“恃宫掖声势,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但对章帝犹有畏惧。有个典型案例,便是窦宪以贱值夺取沁水公主园田,章帝知道后严厉斥责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21)虽然窦宪势力已很盛,但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与皇权作对,皇权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削弱。
    章和二年(88)章帝病逝,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窦太后“佐德听政”,大肆培植窦氏势力。追溯窦氏外戚势力特别是窦宪势力扩张,可以分为几个时段来观察。
    第一阶段,窦太后临朝,窦氏四兄弟便都得以进入宫省,“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弟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环并为中常侍,兄弟皆在亲要之地”(22)。此时,窦宪为拉拢群臣,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谦逊勤政的态度,“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说喜”(23)。
    紧接着,窦太后、窦宪便进行人事的调整。先是不动声色的安插不妨碍自己专权的官员,“以故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24),因邓彪“仁厚委随”,“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窦宪便能“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依东汉之制,录尚书事者为事实上的宰相,窦宪通过邓彪便能名正言顺地干预朝政。
    窦宪又上书窦太后,令“性和退自守”的经学家桓荣子桓郁为帝师,“授经禁中”(25)。这也是一种政治姿态。清人何焯说:“宪盖知郁不为己患,故荐之授经禁中,非德举也。”(26)明人胡寅评曰:“欲擅者必谦降其势,故不自奏请,则人主以为远权推崇儒旧,则士论以为乐善,使天子亲信而不疑,然后其计得行,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屈于顷暂而伸于久远。”(27)
    总之,在和帝即位之初,窦太后和窦宪控制了中枢权力,实际上褫夺了皇权,但由于和帝尚年幼,也由于窦宪示谦的姿态,皇权与窦氏外戚的矛盾还是潜在的。
    窦太后和窦宪采取了排斥同姓诸侯王的举措。窦太后与窦宪控制了宫省之权后,便排斥同姓诸侯王势力,不容许分享。章和二年(88)三月,遣诸侯王就国。《后汉书·和帝纪》:“陈王羡、彭城王恭、乐成王党、下邳王衍、梁王畅始就国。”五位宗室王被遣回各自的封地,表面上是落实章帝遗策,但实际上是为外戚扫除专权障碍。
    窦宪压制刘姓宗室,在为章帝发丧期间便杀戮异己,公然遣客刺杀刘畅。《后汉书·窦宪传》:“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畅素行邪僻,与步兵校尉邓叠亲属数往来京师,因叠母元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被诏召诣上东门。宪惧见幸,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刚等。”追查的结果,将窦宪暴露出来,“太后怒,闭宪于内宫”(28)。事发后窦太后如何为窦宪解脱,便影响到朝廷政治的走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