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48 《学术月刊》2013年11期 戴海斌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在“东南互保”的既有叙事中，往往有“议定”、“订立”、“签约”一类的表述，从而造成约款已既成事实的印象。中方在对外交涉之初，确实设定目标为“订约”，在沪代表也拟议了具体章程及其附件的草案，但由于各国政府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以及战争形势的变化，中方提出的章程条目未被接受，交涉的主题渐由“签约”向“换文”转移。本文侧重于考察盛宣怀、余联沅等中方交涉代表的行为，进而证明一个事实：“东南互保”最终没有“议定”所谓的约款，而最终是以互换照会的形式确立了某种和平性质的原则，从而达成中外保护的谅解。“东南互保”的局面基本维持了下来，但这一格局却并不稳固，不断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冲击。 关 键 词：东南互保 签约 换文 盛宣怀 余联沅 作者简介：戴海斌(1978— )，男，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政治外交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义和团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当北方战事方兴之际，南方诸省与外国交涉，使所辖区域自外于战场，从而造成了“东南互保”的局面，这怪诞一幕，不仅在当时为世人所瞩目，事后也引发长久争议，历史与价值的辩论相互纠缠，聚讼至今，尤有余声。当下研究对“东南互保”的评价已趋多元，而对于基础史实的认定，却似仍遵循一套固定模式，凡论及“互保”成立之由，多列举“条约”或“章程”一二三云云，并加诸“议定”、“订立”、“签约”一类按语，读者因之形成约款既成事实的印象。 追溯源头，这一说法可谓其来有自。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赵凤昌对“中外会议”场景有过详尽记述，至于会议结果，则几无保留地给出“两方签约散会”一说。①后世研究者在处理此问题时，或将回忆等同信史，径引成说，或由结果推论前因，不暇追究事实之有无，以致凭印象形成的某类“常识”广为传播。修纂于民初的《上海县续志》，叙述“互保”要角之一、上海道余联沅之生平，称其“禀承南洋大臣，与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互保约款”。②20世纪60年代，相关研究文献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谓“这一纸卖身投靠的文书使侵略者深感满意”，但亦承认“订立互保约款”的前提。③80年代以降，研究者对此事件的观感已然发生变化，不过，在相信文件经过“正式签订”这一点上，观点似仍贯其旧。④廖一中等撰《义和团运动史》记“东南互保”事：“(1900年)6月26日……经过双方谈判，当日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⑤读者众多的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最近一个版本谓“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共同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此处“共同炮制”一语，尽管措辞不甚严谨，但引申义还是很明确的。⑥90年代出版的多卷本《上海通史》同样采纳这一种观点，相应表述为“经过谈判，当天议定”。⑦至2006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还是沿用了“正式签署《东南互保章程》共九条”这样貌似确凿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⑧ 其实，“东南互保”究竟有无“议定”约款，还是个问题，对此提出异议者且不乏其人。约半个世纪前，丁名楠先生已明确指出“‘中外保护章程’最后是没有订立的”，他强调中外间协商者为“章程”，并非“条约”，由于外国领事“拒绝签字”，归于无果。⑨这一看法被80年代出版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所继承。⑩刘天路进而注意到，中方所拟章程有着鲜明的“限制列强行动”的内容，这是造成列强对签约取消极态度的主因。(11)不过，这类观点在国内学界似未引起充分重视，前引多种著述不断重复旧说，即是显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缘于惯性驱使，众论易为成见所囿；另一方面，“拒绝签字”说的论证尚欠完善——主要强调妨碍订约的外部因素，对中方本身交涉行为几无着墨，至于“互保”谈判究竟以何种方式收束，也语焉不详。相对而言，以李国祁、王尔敏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对“互保”过程的研究更以细密见长，实证风格突出，他们承认中外会议“始终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发生了良好的效果”，但当天并未就互保章程达成共识，也无正式结果可言。(12)林世明所著、至今唯一一部关于“东南互保”的研究专书，认为中外前后经历三次会议，而最后达成者“根本不是一种‘条约’”。(13)2000年纪念义和团运动一百年时，有论者为“东南互保”研究史做总结，仍将“盛宣怀、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与各国领事订立约款”和“列强各国拒绝正式签约”两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并列，莫衷一是。(14) 事实上，“互保”交涉并非一蹴而就，中间经历了若干曲折的阶段，讨论“议约”或“签约”，必须将视野从某个单一时间点拓展至更长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外互动频繁，列强国家各怀心事，而中方内部，包括直接负责交涉的盛宣怀、余联沅等人亦有行动不同步处。本文拟由先行研究较少注意的角度切入，再审“东南互保”问题，尤其对交涉情节做具体考察，进而落实“议定”说之有无。目的不仅为修正某些既有的、似是而非的历史认知，也希望通过史实重建，为理解那段特殊时期中外交往的实态提供助益。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李纲与蔡京父子关系考辨
- 下一篇：汉和帝铲除窦宪集团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