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40 《学术月刊》2013年11期 戴海斌 参加讨论
六、结语 盛宣怀在上海首倡“东南互保”，并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响应，中方的交涉目标起初设定为“订约”，在沪代表也拟议了具体章程及其附件的草案，寄望于中外双方签字生效。相关的两份核心文件均以“章程”命名，在当时语境中可以与约款等同视之。一方面，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经双方批准的章程，具备与条约同等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几位“互保”的主事人在外交因应的同时，也有着政治面的缜密思虑：初拟条款之际，盛宣怀就已进言：“惟兹事体大，各条措词必须得体，留事后进呈地步”；(71)在向朝廷备案问题上，张之洞亦坚持如下主张——“只可言章程，不可用约字”。(72)尽管中方所拟章程以慎重出之，力求周全，但由于列强政府基于本身利益考虑，以及战争形势不断变化，章程细目并未被接受，交涉的主题渐由“签约”向“换文”转移。也就是说，中方不再追求以契约形式将章程法律化，转而通过互换照会达成某些和平性质的协议。从国际法角度来说，“换文往往言明签署后立即生效而不需要经过批准，在国家间需要迅速缔结和执行协议时，这种形式是特别方便的”。(73)对中方而言，可以说是灵活的权宜之计，实则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为面对僵局时不得不然的一种妥协。而领事团在公布和平告示、确认全权身份等要求一一得到满足后，并由于中方一再坚持，最终以复照形式申明，各国在利益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将不在长江流域用兵的基本精神。 本文的考察面，相对偏重于“互保”交涉过程的中方一侧，尤其对直接负责谈判的盛宣怀、余联沅等人言行、策略着墨较多，实际上，在对手方一侧，不仅列强政府之间有着持续的博弈互动，驻沪各领事对于“互保”的态度亦不乏有差别与变化。(74)“东南互保”之所以成立，发生在上海的交涉及其结果固然重要，各国互为牵制、莫敢先发的均势同样为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过前文考订，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此次交涉的主线，并对此前在学界以及历史教科书当中误为“常识”一个史实作出修正，即“东南互保”没有“议定”或“签署”所谓的约款，而仅以换文形式达成了中外保护的谅解。就“互保”范围而言，原来只限于两江和湖广总督所辖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后又加入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其中福建倒是唯一的、真正经中外签约而实现“互保”的省份。闽督许应骙事后对盛宣怀表示“敝处早经会各领事力任保护，与江、鄂不谋而合”，其行为与上海交涉相仿，但就交涉结果论，则具有更完备的法律形式。(75)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东南互保”是一个包含了复杂原因和曲折过程的、动态的历史事件，而并非仅牵涉两个“章程”是否签字的问题。为今人所乐道的章程文本有其阶段性的意义，却很难用它来代表整个事件的面貌。以换文告终的“互保”交涉，对中外双方都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但利益损害相对更大的，仍然是中方。对列强而言，拒签约款意味着在享受保护的同时，保留了将来自有行动的余地，而不必担负条约义务。尤其视长江利益为禁脔的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军事干预的计划，最后英军登陆上海，以及法、德、日军接踵而至的事实，令本来抱有期待的中国人大失所望。稍后，日本强行出兵厦门，也是一次效仿英国而功败垂成的冒险。这一系列来自外部的冲击，尽管没有整体动摇“互保”格局，但清楚印证了列强国家对待中国的野心和傲慢，也提示了在中外权势失衡的前提下“互保”的脆弱性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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