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20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 徐红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元史讲义》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关 键 词】方壮猷 元史讲义 治史方法 学术视野 【作者简介】徐红，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方壮猷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研究领域涉及古代北方民族史、宋辽金元史、经济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方面。近30余年来，方氏的研究已受到学术界的充分关注，一些成果被重新整理出版①，但其在元史领域的研究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以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20世纪30年代方壮猷所编《元史讲义》为中心，向读者表明，方壮猷先生在元史研究领域的研究因涉及关键学术问题，比其他领域的贡献显得更加重要。 一、方壮猷《元史讲义》的特点 方壮猷曾于1936年至1950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席，主讲宋辽金元史、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等课程，《元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系他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元史的讲录。该讲义现藏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目前在各类目录及检索系统中均未见此《讲义》的条目，亦未有介绍的文字面世。仔细阅读《讲义》可知，它是重新认识方氏的治史方法及学术视野，了解其在元史研究领域重要成就的难得资料。 《讲义》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照录姚从吾所译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柯劳斯《蒙古史发凡》一文②。第二部分是蒙古人所建察合台汗国、奇卜察克汗国（即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即伊利汗国）世系表，以及柯劭忞《新元史》载各汗国统治者及诸王列传，《新元史》和屠寄《蒙兀儿史记》之帖木儿列传。第三部分是一些蒙元史研究资料及参考书的相关内容摘录，涉及日文参考书目、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元史》、邵远平《元史类编》、霍渥特（今译作霍渥士）《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等。从选编内容看，方氏认同柯劳斯的观点及姚从吾对柯文的补注，但由于柯文提及中文材料太少，故方氏又将中文相关材料选编于后，以使《讲义》在元史研究材料的介绍方面更趋完善。 以今日之标准，历史教材的写作模式应是以呈现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心，提供给学生关于某断代历史或某一个专题的基本史实描述、历史解释及价值评判，它大致以时间线索为序，易于使读者理解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和演进，这就要求作为教材使用的文本应是尽可能完整、全面的。但是《讲义》并不如此，其重点并非是叙述元朝从建立到发展、繁荣，再到衰落、灭亡的动态历史进程，而是方氏以个人的学识，通过对本土及域外材料的了解和会通，对蒙元历史事实做出独特的观察和解释，进而有选择性地将最能反映蒙元史研究最新成就及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材料选编在一起，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富启发性和指导性的文本。所以《讲义》的编纂，既是满足教学的需要，使学生对材料及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成就有一定的了解，也是方氏基于自身研究旨趣和学术积累的思考。为此，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罗列世界蒙元史研究的各种主要材料，包括中文、日文、西文等多种语言的资料，另一方面，他之所以选择《蒙古史发凡》作为《讲义》的主要内容之一，亦是由于此文关注的四个议题，即“蒙古人之种族”、“蒙古人之近讨远征与国家组织”、“蒙古时代东西间的交通”以及蒙古人与宗教的关系，皆为当时中外学人所热切关注者。 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对于蒙古人与宗教的关系重视不够，较有份量的仅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③一文，作者广泛征引《元史》、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汉文资料，论述了也里可温的词源、也里可温教士的东来、也里可温教的影响等问题，其引用材料丰富，见解精辟，迄今为止仍为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显然，方壮酞对国内学术界在此方面的薄弱状况有较为清晰的了解，为此在《讲义》中选编了较多相关内容，如通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出使蒙古的行动，论述蒙古人对宗教的态度。从13至14世纪，陆续有博郎耨喀品（John of Plano Carpino，亦译作柏郎嘉宾）、鲁布卢克（William of Rubruck，亦译作吕柏克）、孟德高维奴（John of Montecorvino，亦译作孟高维纳）、马立哥耨拉（John of Marignolli，亦译作马黎诺里）、鄂多立克（Fra Odorieo da Pordenone，亦译作和德理）等传教士受教皇或法王的派遣，不畏艰险东来，扮演着传教兼外交使节的角色。他们企图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蒙古统治者对他们待之以礼，甚至还馈赠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所到之处皆为蒙古人领地，且有机会接触拔都、蒙哥、忽必烈等蒙古统治者，因之对蒙古的政治、组织、习俗、宗教等有直接的观察，他们留下的行记、书信、蒙古史等记载，是研究蒙元史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伊斯兰教亦随着波斯和阿拉伯商人营商逐利的足迹，扩大了其在蒙元境内的影响，伊斯兰教学者也留下了诸多关于蒙元的史书、行记、书信集等资料。但遗憾的是，直至今天，这些宗教人士的活动、影响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文字记录除可弥补中国元朝史料的不足外，他们以局外人角度观察的蒙元，与中国自己的记录是不一样的，可能与我们所了解的史实相比，有一些偏差，这又恰可以提醒我们，这些资料亦可作为观察域外人眼中的蒙古和中国的重要资料。方氏当时选编《讲义》时虽未有如此意识，他只是凭依其史识及对域外材料的重视作出的选择，但他深厚的学养和对历史问题的敏锐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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