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08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 徐红 参加讨论
三、方壮猷《元史讲义》所体现的治史方法 20世纪初期，面对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亦发生重大转变，中外史学开始直接接触，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巨者当为发端于德国的兰克史学。尽管当时兰克史学在西方已备受抨击，但其“如实直书”的核心理念却为中国学者广泛接受，包括梁启超、主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著名学人在内的学界精英，他们的研究方法或多或少有着兰克史学的影子。这一现象与他们的学术渊源密切相关。他们早期接受的治学方法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而考据学所包含的重视史料、严谨考证等内涵，恰与兰克史学的科学精神不谋而合。所以，在中西学术碰撞之时，很自然地选择了重视史料及其考证方法的兰克史学。 方壮猷因应时代，受到实证主义学风的濡染，以中国古代学术为研究旨趣；又曾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颇受他们的启发而正面受益，由此形成自身治史方法上的风格：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非常重视“使用新材料”。《匈奴语言考》是最能反映方氏治史方法的一篇论文。作者认为，匈奴距今久远，所能依据的史料仅中国古代史籍中所存之一部分，非常有限，要解决匈奴之种属问题，只能依赖于考古学的发展，“今考古学犹未大昌，欲从现有之史料以探讨此问题，则舍比较语言学之方法外”，别无他法。为了论证问题，方氏使用了西文史料中对匈奴语言的记载，同时更是广泛参考中国古代史籍，涉及到《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近20种，还引用突厥阙特勒碑铭资料。文中用于比较的语言则有汉语、土耳其语、蒙古语、日语、通古斯语系部分语言、西方语系部分语言等将近20种(19)。其方法之严格、考证之扎实、学术修养之广博精深尽显于文中。方氏在其他蒙元史研究论文中亦展现出同样的治史特征，往往善于大量征引相关材料，通过比较、分析、联系等方法从材料中发现问题，提出独到的精辟见解。 《讲义》三个部分的选编原则更是显露出方壮猷对材料的重视，特别是西文蒙古史的新材料。西学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必然导致20世纪初期学人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型的变化，就史学材料的处理来说，“五四”以后，学人皆颇受胡适倡导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影响，即以批判的精神和疑古的态度，依据历史的观念，系统整理、研究并重新估定一切材料的价值。这一方法既上承乾嘉，又闪现着西学的影子。方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学术氛围中进行《讲义》的编纂的，因此其基本原则即是汇辑蒙元史研究的各种材料。如果说《讲义》还不足以展示方氏的基本学术功底的话，那么其另一篇长文《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20)即颇能进一步说明其在材料处理上的卓越功力。作历史人物年谱是非常费力费时的工作，时人常常感叹这种“绣花针功夫”难做，因为需翻检大量相关材料，然后条分缕析，将历史人物一生的事迹以时间为经予以串连，找寻其学术轨迹、交游网络、仕宦生涯及思想脉动，其中有考证，有校勘，有描述，有评说。方氏的《二李年谱》就材料之详实、考辨之精审及体例之确当而言，透露出作者笃实的治史追求。 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明显反映出其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国际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在学术界各个领域，且其内涵愈来愈丰富，亦愈来愈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主动性，即不仅仅是一路向西，更有与西方学者在“共通的语言”平台上的平等学术对话。实际上，这种所谓“对话”在几十年之前即已出现过。20世纪初期中国史家已走出国门，直接接触西方史学。至30年代，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新学人之翘楚，兼能掌握异域文字，了解西方史学的最新动态，又在骨子里透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兴亡感和民族自尊感。他们采取中西会通的方式，使西方之史学方法、域外之中国研究与中国文史之学达到贯通无阻的境界。方氏曾于1929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白鸟库吉教授研习东方民族史，白鸟库吉是兰克再传弟子利斯(L. Riess)的学生，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兰克式的史学训练，其研究路径偏重于考证。受中日关系交恶的影响，方氏第二年即愤而回国。1934年赴欧，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东方学大师伯希和，继续东方民族史的学习和研究。这一段留学经历使方氏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方学的学术成果及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对民族语言及起源、西北史地、中西交通等皆有独到之见解。从方壮酞的求学、研究路径看，中国传统学术所倡导之广而博是其基础，惟有如此，才能由博返专，进一步从事专深的学问，这“专深”又是西方学术影响的产物。此种博与专的结合，恰也是一代学人共同之治学特点，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等人，皆有深厚而广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凭依所掌握的多种语言文字，利用各种材料，重构中国古代某一段或某一部分历史。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1)方氏的研究路数无疑是“预流”于世界蒙元史研究潮流的，惟其如此，才能真正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运用相同的专业语词、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相似议题进行分析、研究、对话，从而发出中国学人自己的声音。 在20世纪初期开始的国际化过程中，蒙元史研究自然首当其冲，若是仍旧只知汉文材料，只观蒙古人在汉地的统治，已不足以完全了解这个对中国影响甚大的民族，甚至不能对元王朝的某些做法知其所以然。于是，当时研究蒙元史的学者皆将其视野由中国及于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将元王朝看作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的一部分。如此的国际视野，使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在20世纪20至40年代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地位，各种文字的蒙元史材料，中国学者也能阅读原文，为己所用；国外学者关注的族源、宗教、蒙古史地等问题，中国学者亦萦绕于心，旁征博引进行分析。方壮猷的《室韦考》、《鞑靼起源考》等蒙元史研究论文，开篇往往皆为评述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现状，尤其重点介绍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就，同时亦指出他们研究的不足和谬误。如关于鞑靼民族之来源问题，英国汉学家巴克依据“鞑靼”一语为乌桓大人“搨顿”之异译，认为鞑靼为乌桓之遗类。方氏对此颇不认同，指出“搨顿为魏武帝所灭，当西历一世纪时，而鞑靼之名之见于记载者则最早亦不过当西历六世纪之时，前后相距凡五六百年之久”，且仅凭依此一孤证，而无其他材料佐证，“是知巴克氏之说未足为定论也”。日本箭内亘《鞑靼考》虽曾驳斥宋代宋白、欧阳修所言鞑靼源于靺鞨之说，但并未详论其民族来源(22)。如此学术视野，显现出方氏对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了解和回应。 方氏以自身的学术视野编撰《讲义》，即是意欲呈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这种国际化状况：世界上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关于蒙元史的论著，《讲义》中基本皆有提及，且注明出处，便于查找；一些重要学者的观点，《讲义》中亦有简短介绍，使学生充分掌握相关研究动态。这种对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域外学者研究议题的回应，时至今日，仍是中国学人所应注意的问题。而在中国的声音愈来愈强大的今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摆脱西方话语的主导，形成中国学术界自己的风格，并引领世界学术潮流。 在中国学术界经历了60余年的跌宕起伏之后，如方氏一般前辈学人的治学方法、学术视野及现实关怀，更显得弥足珍贵。尽管时光会不断淡化人们的记忆，当年先贤们念兹在兹的民族存亡、西北舆地问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逐渐模糊，不过，蕴藏在他们身上孜孜问道、上下求索的精神，以及无论顺境逆境始终持守理想的境界，却未曾远去，并值得后人琢磨寻味。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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