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38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 徐红 参加讨论
二、方壮猷《元史讲义》所涉及的重要学术问题 关于蒙古人的种族，即蒙古族源问题，是蒙元史研究无法绕过去的关键问题，自13世纪起就有欧亚学者开始进行研究。大致说来，学界主要有六种有价值的观点，即东胡说、突厥说、匈奴说、吐蕃说、蒙汉同源说以及东胡、突厥、吐蕃混合说等④。20世纪初期域外学者及大多数国内学者均普遍认可突厥说或匈奴说⑤，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两种观点仍居于学术界的主流地位。方壮猷则发文赞同东胡说。东胡说最早由屠寄《蒙兀儿史记》提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⑥但未及展开论证。1927年，王国维作《萌古考》，以新旧《唐书》及《蒙古秘史》为依据，认为蒙兀室韦最早的居地在额尔古纳河下游⑦，不过并未论及蒙兀室韦之前蒙古的族源问题。方壮猷于1932年发表《鞑靼起源考》一文，广泛征引各类文献，系统论证了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⑧。文中言，鞑靼之较狭义是蒙古民族之别称，“鞑靼之名，其为突厥民族对其近邻蒙古民族所用之称呼也”，“达靼民族为柔然之苗裔……柔然为突厥所灭，遗民东附室韦”，“室韦为鲜卑之遗类，自后魏始闻于中国，本名失韦，原不过兴安岭东嫩江流域为限之一小国。……至隋代而失韦国之范围乃骤然扩大及于兴安岭西之额尔古讷河流域，及俱伦泊南北等地”⑨，由此构成鲜卑（属东胡族系）——室韦（柔然附入）—鞑靼（即蒙古）的蒙古族起源路径。遗憾的是，由于蒙古族源问题的复杂性和资料的限制，方氏的这一论断未能引起当时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直至最近20余年以来，随着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材料的逐渐发现和运用，中国学术界再重新讨论蒙古族源问题时，才认识到方氏对于此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目前蒙古源于东胡这一观点已为绝大多数中外学者普遍认同。此前，方壮猷还于1930年作《匈奴语言考》，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论证了匈奴与后世蒙古之关系，认为“就比较语言学上以推测匈奴民族之种属问题，与其认此民族为土耳其种之祖先，实不若认此民族为今蒙古种之远祖之为近真，故白鸟库吉氏遂据此推定匈奴民族之种属，当以蒙古种为骨干，而渗和通古斯种之成分者也”⑩，从人种学上说明匈奴属蒙古人种，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蒙古民族共同体的组成成分提供了依据。 方氏另一个独具创见的观点亦与蒙古族源问题密切相关。在《鞑靼起源考》中，方氏广征博引，以两个实例证明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一是“所谓阴山室韦，亦明即《亡辽录》等之所谓阴山达靼”，一是《辽史》所记黑车子室韦，即唐代史料中的黑车子达靼(11)。关于古代北方民族的称谓，由于音译差异及草原民族频繁迁徙等诸多原因，同一民族甚至同一部族的名称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往往不同，后世的学者对此颇感棘手。方氏的这一观点厘清了古代相关文献中对于达靼和室韦记载的纷繁复杂，解决了室韦一达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2)。 学术界对于蒙古南下西进的征服战争，往往与成吉思汗的研究和评价结合在一起进行，很多著名学者如余元盦、韩儒林、周良霄、杨志玖、邱树森、杨讷、余大钧等(13)，皆在评价成吉思汗时论及蒙古的征服战争。他们普遍认为，西征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但却极大地破坏了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给当地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于中国而言，则肯定其积极意义较多，如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经济继续发展，出现多元的文化等等。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杨讷即认为，对成吉思汗及其征服战争的评价采用了双重标准，西征否定的多，灭西夏、金朝、南宋则肯定居多。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历史学者必须身临其境理解历史事件，不能只是站在各个被征服国家的立场讨论问题，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评价自然不同。因此，还应该考虑到蒙古人的立场，以征服者的角度看，无论向西、向南，都是屠戮人口、劫掠财物，几乎没有分别。重读方壮猷的《讲义》之后，才发现此种“不同的声音”并非今日之独创，80余年前，前辈学人就已意识到了此类问题。陈寅恪有“了解之同情”一语，其云：“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14)泛而言之，陈氏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指站在古人的立场行事，以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作为直接受益于陈寅恪的弟子，方氏将“了解之同情”移至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中，非常认同柯劳斯对蒙古人特质的分析(15)。生存条件的恶劣，人口、物资的匮乏，使蒙古人认为对其他民族的掠夺是一种正常的谋生手段，在他们的观念中，还未及发展出类似基督教“博爱”的情感，亦不可能以儒学的礼义廉耻行事。杀掉于他们毫无用处的俘虏、焚毁城池是天经地义之事，攻城掠地的目的只是抢夺财物、土地。此种景况在各大文明的早期皆曾存在，对于文明发达时期的人们来说已成为过去时，而蒙古人却正当时。历史时段不同，价值观自然不一样，我们不能用文明发达时段的价值观标准衡量仍处于生存竞争状况的蒙古人。 蒙古人对于东西间交通的积极作用，学术界基本已达成共识。就中国而言，蒙元以前，中亚、西亚、欧洲各国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了解是极其模糊而不准确的，通常皆由于某个东方部族的强大而以其名作为中国的称谓。如7世纪至13、14世纪，域外曾称呼中国为“桃花石”(Taugas)，考其语源，尽管有诸多争议，但自伯希和提出其为北魏鲜卑“拓跋”的译名一说后，大多数学者皆认同此一观点，认为拓跋族建立的北魏给漠北及中亚一带的少数民族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当地人以Taugas作为中国北方政权的代称，后逐渐演变为中国的称呼(16)。辽的强盛使“契丹”(Cathay)一词声名远播，中国在波斯、阿拉伯、欧洲、俄国的历史文献中被称为Cathay(17)。实际上，无论哪一种称呼，皆不是中国本土王朝或汉族，显现出西方对中国了解的贫乏。蒙古人的征服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讲义》认为，蒙古人贯通东西的征伐，使中亚、西亚、欧洲不少人来到中国，直接与中国接触，他们或经商逐利，或冒险觅地，或传教布道，以亲身经历记有大量行记，由是西方对中国开始有了逐渐清晰的了解。 但是，与之前唐朝在对外关系中的主动回应不同，蒙古人统治下的汉文化，面对交通发达、中西交流繁盛的机缘，始终处于被动境况，与西人的源源东来探知未知东方世界相比，中国人是相形见细了，“所可称述者，只一二例外耳”(18)。生活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在当时的思想、学术脉络下，很容易产生面向世界、西学为用、振奋中学的想法。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学界精英如此，如方氏一辈后来者亦复如是。他们属意于西北舆地及中西交通之学，考察生活于北地的少数民族的族源，乃至后来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崛起，林林总总，皆蕴涵着中国学人深刻的现实关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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