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还是“非科学(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18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成一农 参加讨论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时期对于科学的宣扬也对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各种涉及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科学”一词,似乎唯有追求科学才是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而对于“科学”的追求似乎也成为当时被广大学者认同的人类共同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公例”之一,而且在很多学者心目中,中国的很多学术领域,尤其是那些与近代科学有关的学科的发展,自古以来也应是朝向“科学”的,是一种“科学性”不断提高的过程。 民国时期,一些学科正是在上述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研究对象的历史,即以线性史观为前提,以科学性的不断提高作为研究对象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以此为基础,对一些能体现出进步和科学性提高的文献、材料、史实进行解读、阐释,从而构建出一部不断朝向“科学”前进(即线性)的发展史。而这种构建模式也极大的满足了近代以来甚至当前的中国社会心理的需求,因为在“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下,由此构建的科技史(包括历史)体现出中国自古以来的科学技术都是非常发达,甚至领先于世界,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而且由于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因此当前的挫折只是暂时的,我们必然会再次追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在将近百年之后,我们的很多学科实际上都有必要对这一研究理路进行检讨。在科技史领域最为典型的就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当然也由此带来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在近代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地图学这样的专门学科,当然也不存在地图学史这样的研究,更不存在关于地图学史的专门著作。因此,当民国初年王庸先生开始整理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数量众多的地图时,并无什么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在当时,他应当也面临着如何评价这些地图,如何勾勒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史学环境下,王庸先生以西方近代地图学发展的“公例”来梳理中国的地图学史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这种“公例”即是地图绘制中对“准确”和“科学”的追求,这一点王庸先生虽然没有明言,但在后来他撰写的《中国地图史纲》的字里行间中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他对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如:“(关于‘制图六体’的记载)这是中国地图史上极重要的史料,因为从此以后,直到明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输入以前,这一千二三百年间的地图制作,在方法上没有跳出它的规格;而且大多数的地图,并不能按制图六体来认真制作”[3]。这段文字已经显现出王庸对于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即那些不按照体现了“科学性”的“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是“不认真的”。“相形之下就不能不说裴秀和贾躭的制图工作主要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努力,他们是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仅仅按分率画方的制图方法就并没有为一般官府的绘图工作者采用,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没有什么改进,亦不画方,还比裴秀、贾躭等古地图幼稚而落后了。”[4]显然在王庸心目中体现了“科学”的裴秀和贾躭的地图要远远好于其它传统舆图,因而那些“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的地图是“幼稚”和“落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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