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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还是“非科学(4)

    二、“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


    不过,如果我们分析目前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以往的研究难以证明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是“科学”的。以往对于这一主题的论证主要建立在以下三方面的研究之上:1、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的绘图(和测绘)方法;2、中国古代掌握了“科学”的测量方法;3、中国古代存在大量“科学”的、绘制准确的地图。但这三方面的研究都存在明显的问题。  
    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较为“科学”,能使地图绘制“准确”的方法,如“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以往研究对这两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至今为止,在赞誉的同时,却没有学者分析“制图六体”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褒扬的那样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被广泛应用,也没有学者论证为什么使用“计里画方”能将地图绘制的准确。但实际上,在目前存世的地图和文献中,基本上找不到“制图六体”被广泛用于地图绘制的依据,在浩如烟海的存世舆图中,也无法确指其中哪些是用“制图六体”绘制的;而“计里画方”只是的一种单纯的绘图方法,类似于今天绘图时使用的控制网格,因此如果缺乏准确的绘图数据,单纯的“计里画方”无法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11]  
    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高度、直线距离,甚至经纬度的“科学”方法(不过这些方法并不为地图测绘所专有),本人对此也无疑义,但之前所有这方面的研究在逻辑上都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掌握方法与将这些方法应用于舆图绘制并不存在直接联系,换言之以往这方面的研究都没有实证这些测量方法曾经用于地图的绘制,或者具体论证某幅地图的绘制是基于运用这些测量方法所获得的数据。与此相反,我们不仅在文献中难以找到关于我国古代为了绘制地图进行全面大地测量的记载(受到西方影响的康雍乾时期的测绘是特例),也没有相关的数据保存下来,而且以往推崇的代表了“准确”、“科学”的中国古代地图,如罗洪先的《广舆图》,在保存下来的前言后记以及相关资料中都看不到绘图者曾经为了绘制地图而进行广泛的测量,其中大都只是记录了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和参考的地图。因此,以前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的讨论,并不能证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时运用了这些技术,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和必然的联系。而且即使有文献记载某些工程,如治河时进行了测量,但也并不能证明这些测量所得的数据会用于地图绘制,就清代留存下来的大量河工水利图来看,这些测量所得的数据大都以文字的形式记载在地图之上或者附在地图之后,而地图本身绝大多数都是极不准确的,甚至类似于山水画。  
    以往研究中推崇的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科学”和“准确”的地图,如马王堆地图、放马滩地图、《禹迹图》和《广舆图》等,实际上并不准确、也不科学,以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这些地图所能体现的“科学”和“准确”,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于比例尺的推算。比例尺是现代“科学”地图的标志,因此也就成为以往中国古代地图研究中经常讨论的内容,所使用的方法大都是将古地图上两点之间的距离与地表的实际距离进行比较,由此得出古地图的比例尺。但是,测算两点之间的比例尺,并不能证明两点之间所有地理要素都是按照这一比例尺绘制的,因此单纯测量多个点之间的比例尺并不能证明整幅地图存在统一的比例尺或者地图的各个部分存在独立的比例尺。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是,现代的比例尺大都要标绘在地图上,这样使用者才能测量距离,比例尺也才具有意义,但目前发现的清末之前的地图,除了少量使用“计里画方”的之外,都不标绘比例尺,那么如果这些古代地图是按比例尺绘制的话,其意义何在呢?而且目前只要测量过比例尺的古代地图,都发现地图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比例尺,这是否也就证明了这些地图根本不是按照比例尺绘制的呢?  
    而且,现在经过复原,可以认为《禹迹图》和《广舆图》绘制时使用的应当是地理总志和地方志中“四至八到”所载的道路距离和方位数据[12],因此就数据本身而言其肯定是不准确、“非科学”的,而且由于使用的是这样的数据,因此绘图者也应当知道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肯定是不准确的,当然也许这也是当时绘图者所能采用的最好的绘图数据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样的地图也具有一定的追求“准确”、“科学”的意味,或者体现了绘图者追求“科学”、“准确”的努力。不过问题在于从现存地图来看,即使这样的勉强可以认为是对于“准确”、“科学”有所追求的地图也不占主流,只要翻阅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图录即可得出这样的印象。大多数中国传统的地图,确实正如王庸所说“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也就是类似于山水画加上文字注记。  
    而且,无论是利玛窦,还是清代康雍乾时期在外国传教士协助下进行的大地测量,都将“科学”的测绘方法和地图传入中国,但它们的影响力又逐渐消散[13],而且在康雍乾三朝绘制所谓“科学”地图的同时,在政府的日常运作中,使用的依然是那些类似于山水画,附有图说的地图。如果中国古代地图是追求“科学”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存在这一现象。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科学”显然不是中国古代舆图绘制所追求的目标,也绝不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应当是“非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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