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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还是“非科学(3)


    基于这种判断标准,整本著作中,王庸选择用来勾勒中国地图学史的就是那些看上去绘制的较为准确或者使用了某种“科学”绘图方法,如“计里画方”的古代地图,以及提出了某些“科学”绘图方法的重要人物,而对于其他存世地图着墨极少。不过王庸似乎并未有意识的构建一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发展史,而且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也认识到除那些体现了“准确”、“科学”的地图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准确”、“非科学”的地图,而且这类地图还占据了主导,即“况且这些汉地图,内容既甚粗疏,大概图画甚略而记注甚多,所以后来各书,亦多引它们的文字;这是中国古来一般地图的传统情况”[5]  
    如果说王庸以“准确”和“科学”为标准,构建了一部中国地图史的话,那么李约瑟则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中国古代地图称为“计量图”,并在标题中直接将中国的地图绘制称为“科学的制图学”,而且力图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的某些人物、绘制方法与西方或现代“科学”地图学建立起联系,如:“正如沙畹所说,这个人堪称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这个人就是裴秀”[6];“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是经纬度的测定)”[7];“唐代的地理学家很可能还曾经作过进一步努力,力图把地理座标同天文座标彼此结合起来”(实际上论述的是“分野”)[8];“……使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可能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最原始的等高线了”[9]  
    这样的文字在书中俯拾皆是,不一一列举,在这些文字中,李约瑟不仅直接将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建立在“计量”、“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对中国地图史如此看待,而且也用“计量”、“科学”方面的好坏来评判西方地图学史的发展,如将T-O地图认为是一种倒退),而且由此构建了一个不断前进的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这点从各节的标题即可看出。在“比较回顾”一节中,李约瑟通过将中国、西方、阿拉伯三种文化中的地图进行关联分析,将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纳入到了世界地图发展史中,也即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并不是相对独立的,是(建立在科学、计量标准上的)整个世界地图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由此也带来了中国古代地图学中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有着非常“科学”、发达的地图学,但似乎在清末一夜之间就远远落后于世界了。  
    王庸是公认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的开山鼻祖;虽然对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褒贬不一,但无疑两者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大影响力,而且整部著作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推崇备至,无疑也迎合了当时和现在中国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由此,两者结合起来,基本完成了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的构建。  
    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一地图学史无疑依然得到广泛的接受,因此自王庸、李约瑟之后,虽然出版了多种地图学史的著作[10],但其中大部分都遵循着大致相同的叙述模式;对于单幅地图的研究,除绘制内容之外,地图绘制技术、地图的准确程度以及其中体现的“科学”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那些能体现中国传统舆图“科学性”和“准确性”的测绘和绘图方法,“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也理所当然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由此,一部“科学”的中国地图学史也就从主干到枝叶完整的建立了起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