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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还是“非科学(5)


    三、“科学”是“好”的吗?  
    既然,中国传统舆图的主流是“非科学”的,那么应当如何评价中国传统舆图呢?  
    以往认为中国传统舆图的主流是“科学”的某些研究者,在肯定这些“科学”地图的同时,对那些“非科学”的地图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前文提到的王庸。此外,韩昭庆在《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的结论中提出了今后传统舆图研究的几个方向,在第二个方向中她写到:“与西方人热衷于接纳《皇舆全览图》的态度相反,明末清初学者对于《坤舆万国全图》的态度则纠缠于纯文字的辨释,激烈抵制新的世界地理观。膨胀的民族自豪感无法让学者的头脑清醒,科学而正确去理解西人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14],由此可以推测,作者认为,那些怀有“膨胀的民族自豪感”的学者绘制的“非科学”地图不如当时西人带入的反映了“科学”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的地图。  
    再如丁超《唐代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及其地图学成绩再评价》论及“对中国古代地图学(乃至整个地学史)的评价,首先涉及到评价标准问题。从整个中国地图学发展历程看,本土传统地图学观念与技巧在西方地图学引介中国之后就节节败退,如今打开任何一部中国地图(集),除了汉字以外,在地图表现手法上几乎找不到中国本土因素。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西方地图学基本理念和技术手段的普适性。地图虽有中外之别,古今之分,但都是主要用图形而非文字表达地理要素。摒弃这些具有普适性的地图学基本原则不用,则无以呈现出中国古代地图学在世界地图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5],作者的评判标准更是明显,那些“非科学”的,用图形加上大量文字的中国传统舆图,在“世界地图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是微不足道的,是非主流的。  
    在近代以来盛行至今的“科学主义”背景下,这种价值判断得到绝大部分研究者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得以达成的基础就是普遍认为朝向“科学”的发展是“好”的,或者说“科学”就是“好”的。但问题在于“科学”真的就“好”的吗?或者只有“科学”是“好”的吗?  
    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说这种绘制技术对于中国古代而言已经满足了大部分的需求,因此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地图似乎是“落后”的,但明末、清代康雍乾时期传入的西方“科学”的绘图方法并没有被中国所接受,那么就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些“科学”地图应当并不是那么“好”,至少看不出“好”在哪里,或者说其中的“好”不为当时社会所接纳。那么,可以说,就当时中国社会而言,我们现在认为是“好”的“科学”,在那时似乎并不那么“好”。换言之,“科学”本身应当是中性的,其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是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  
    进一步而言,以往对于“科学”的价值判断不仅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的基础上,而且还是建立在“线性史观”和“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具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意味。面对这种论述,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既然要“科学而正确”的去理解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系统,那么为什不能“科学而正确的”理解我们中国自己的世界地理知识系统,而不是用“科学”的世界地理知识系统来理解我们中国自己的“世界地理知识系统”呢?  
    我们不能因今天“科学”地图(西方古代地图也不是一直追求准确的,如T-O地图)占据了主导,而否定我们中国古代地图自身的传统和价值,否则按照以往的这种观念,那么将如何将评价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呢?长期落后,泯顽不化,还是反科学?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但世界的眼光不是认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一致性,认为当前占据主导的那些所谓原则和价值取向具有“普适性”,甚至用来研究历史,而是要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具有多元性,应以同情的眼光来研究历史。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应当可以彻底摆脱从“科学”角度看待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卸掉试图证实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不落后于西方的责任,而“李约瑟难题”也纯粹成为了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即“科学”并不是中国古代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也不是所有社会、文化所共同追求的目标,“科学”不具有“普适性”(而且李约瑟对于中国古代地图的认识也存在很多错误)。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的评价应当放置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