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案狱与桐城方氏四代流人的心态与创作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53 《甘肃社会科学》(兰州 张兵 张毓洲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张兵(1965-)，男，甘肃会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兰州730070；张毓洲(1982-)，男，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博士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兰州730070 【内容提要】桐城方氏是明清时期江南的著姓望族，以仕宦治学著称于世。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士人、禁锢思想、巩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如科场案和文字狱，桐城方氏均首当其冲，惨遭迫害，以致方拱乾、方孝标、方登峄和方式济祖孙四代成了清代前期案狱的受害者，沦为遣戍东北的流人文士。他们的心态由积极入世转为消极遁世，由欢愉优容变为幽怨伤悲。诗歌题材一改从前的浮泛空疏，出现了以东北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流人的友谊和思乡之情为描写对象和抒情主体的新变，同时诗歌的艺术也趋于成熟和完善，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关 键 词】科场案；《南山集》案；桐城方氏；流人；心态；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3-0004-05 一、幽怨而苦闷的流人心态 桐城方氏是明清时期江南的名门望族，尤其与明王朝依附甚深。明亡后，其族众大多积极投身反抗“异族”满清统治和恢复故国的大业，失败无望之时，又拒绝清廷的招降，甘做遗民，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方文、方以智、方其义、方授等人堪称代表。不过，方氏族人的另类，官至明代太仆寺少卿的方大美第五子、方以智族叔方拱乾父子，被严迪昌先生称为“政治形态上另一种类型”[1]。他们对统治华夏之满清不是持反抗或不合作态度，而是诚心归顺。方拱乾，字肃之，号坦庵、甦庵。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十三年授翰林院编修，又晋少詹事，充东宫讲官[2]。清顺治九年(1652年)，荐补翰林学士，仍官少詹事。拱乾有六子：孝标、亨咸、育盛、膏茂、章钺、奕箴。他们多生于明季，入清后多人参加科考并获功名与官职。其中方孝标，顺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方亨咸，顺治四年进士，官监察御史。方育盛，顺治十一年举人。方章钺，顺治十四年举人。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发生江南科场案的意外风波，方拱乾诸子肯定会仕途顺利，在新朝的崭新天地里大展宏图。 顺治十四年丁酉南闱科场案发，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方拱乾第五子方章钺与主考官方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冒滥贤书”[3]，后经复试，革去举人，并于第二年被遣戍宁古塔。同遣者除方章钺本人外，还有其父方拱乾，兄孝标、亨咸、膏茂、育盛等全家数十口人。这是桐城方氏第一次举家流徙塞外，历时三年之久。科场案为何如此残酷地打击桐城方氏呢？马大勇认为“对以江南文化世族为核心的士阶层道统的高压性整肃”，是清初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必然举措[4]。 科场案是方氏家族由盛转衰的关捩点，这场奇遇也促成方氏族人对功名利禄之心的淡漠。方拱乾被遣离都时，“艰辛伤往事”[5]，对自己大半生的仕宦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科场案带来的劫难深有感悟。《出都》云：“一堕五十年，坐被浮名误。”[6]方氏认为自己前半生为“浮名”所误，如今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现在将要远国去乡，前往被人视为畏途的苦寒边塞宁古塔接受前所未有的严峻生活考验了。“祸首仓颉氏，圣愚谁能悟”，指自己在“千古遂称冤”[7]的江南科场案中含冤中伤之事，可也是追逐浮名的结果。难后，他对读书应举的看法大大改变了，认为“功名不足信，伤心在文章”[8]。遇赦南归时，他为自己能活着入塞，一路欢欣高歌：“眼看出塞人无数，白首如君几个还！”[9]“冰窖残魂复见天，此生疑是再生前”[10]。而当诸孙来探问，他忆及其孙幼时读书的情景，又想起“负累儿孙遍”[11]之刻骨铭心的科场案祸端，不禁触发隐痛，难抑悲恨之情，作诗道：“家世本诗书，敢曰文章误。祸患益苦攻，泪滴青毡注。”[12]前两句是反语，意谓读书应科举带来了莫大之灾难，后两句道出了悔恨莫比的愁怨。另外，流放生涯使他对“忘情游鹿豕，随意侣蓬莱”[13]的归隐生活产生了热切期盼，遇赦回归至沈阳，恰逢立春日，触景生情，他感叹道：“新添甲子浑忘老，重向中华作逸民。”[14]《草帽歌》为自己所戴草帽而赋，归隐之意，溢于言表，此诗最后写道：“朴遬遮眉贱且粗，生还剩得旧头颅。非关尘土轻轩冕，久识簪缨是祸枢。”[15]这是由被祸流徙到放归田园后对人生非比寻常的感悟，亦是对遭际坎坷之旧我的重新体认。方孝标于科场案后对隐与仕也萌生了新的看法，他谆谆告诫儿子：“文章已误而翁久，耕凿深知教子贤。万一五湖归计遂，誓将耒耜当经传。”[16]这里，方氏父子的悔恨，是清王朝严酷打压之后方氏族人情绪的自然流露，也是比较真实的内心感受。 50年后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被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文集有狂悖之语，后在刑部官员的深文周纳下，酿成《南山集》文字大狱，涉案300余人。清人史料、笔记和文集中多载述了此文字狱案的残酷性[17]。因戴名世《南山集》中《与余生书》一文采纳过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某些论南明史的观点，所以已故方孝标也成了首犯。五十二年结案时，方登峄与子式济以及其兄云旅等方孝标嫡亲家属几十人受株连，被充发黑龙江卜魁。这是桐城方氏的第二次流徙塞外。 方登峄、方式济等人从被捕到遣戍，虽沉痛幽怨，但内敛含蓄，且多抒自怜自伤之悲情。方登峄狱中《述怀》云：“我生及祸枢，忧患忽然得。”又云：“闻鬼鬼为邻，呼天天雨血”[18]。自伤身世，内心凄苦无尽。又狱中《鹊声》云：“报送江南人不来，人来增我伤心重。”[19]298极度担忧亲族被株连逮捕而倍增痛苦。至卜魁戍地新屋营造成后，他说：“蘧庐岂复分华陋？安堵飘蓬共此生。”[20]朴实的话语里潜藏着淡淡的忧伤。当其侄方世庄携来祖父方拱乾流放时期所作诗集《何陋居集》《甦庵集》时，方登峄有感而发：“五十年前罹祸日，征车行后我生时。岂知今日投荒眼，又读先人出塞诗。久远孙谋文字累，苍茫天意始终疑。携来笑尔非无意，似此生还亦有期。”[21]诗中写及家祸接连不断，五十年前的江南科场案，祖、父举家流放，想不到那幕悲剧今日又重演了，天意真难预料，祖父当年更易字号曰“甦庵”，后果释归。但此次生还的希望还难定说。方登峄此诗看似不动声色的直白叙事，且带几分自嘲，但其中包含更多的是难以言说的凄苦与悲伤。 方登峄之子方式济遣戍时悲恨交加，而很少直诉怨怒，如《日出城东隅》云：“边庭六千里，去与豺虎俦。强说归有期，慰我永别愁。”[22]当前往戍地、行经第二道关口时，路途更加险恶，方式济却说：“此身已在重边外，不怕阳关第四声！”[23]故作旷达，而其内心则郁积着长歌当哭的凄恻，因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之末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即是方氏所言“阳关第四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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