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的帝国：明清乡厉坛的组织与管理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2:10:24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 董乾坤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建立厉坛制度，随之向全国推广，后被清王朝所继承，而与乡村社会密切相关的则是乡厉坛。作为帝国的符号，厉坛制度的建立成为国家控制地方乡村的重要途径，经过明清两代政府及地方官员的推广，虽然其间屡有荒废，但成功地融入于乡村民众生活之中。在政府主导下的乡厉坛逐渐荒废之后，地方民众结合自身社会组织及历史传统的乡厉坛却不绝于缕，成为明清乡村社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关 键 词：明清/乡厉坛/制度/地方实践/运作管理 作者简介：董乾坤(1981-)，男，安徽亳州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历史社会文化地理。 1368年，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明朝，其后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尤其在祭祀制度设计上多有创新，而厉坛制度即是其一。满清入关以后，大清帝国在制度上几乎照搬了明朝，厉坛制度亦为其所继承。那么，作为最低一级的乡厉坛在乡村是如何运行的，其意义为何？学界目前尚未涉及，本文即以此为主题，结合官方文献、文人笔记与族谱对此加以探讨，祈请方家指正。 一、明清厉坛制度的建立与继承 按照《礼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1]的传统，朱元璋的礼制建设自吴王元年(1367)即已着手进行。随着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朱元璋的政权建设也随之展开。据《明史》所载：“八月癸丑，圜丘、方丘、社稷坛成。九月甲戌，太庙成”[2]15，“丙午，令百官礼仪尚左。……甲寅，定律令。戊午，正郊社、太庙雅乐。”“(十一月)乙未，颁《大统历》”，“(十二月)甲辰，颁律令。甲子，告于上帝”[2]16。第二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建立大明王朝，虽然此时战事远未结束，并不符合“太平乃制礼乐”的原则，但是作为一个新的政权，确立政权的正统性更为迫切，制礼作乐的工作由此大规模展开。其中厉坛制度的建立便是其一。 元末，社会动荡，战争连绵，大量平民和士兵伤亡。面对如此众多的亡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自不会等闲视之，据载：洪武三年八月“乙酉，遣使瘗中原遗骸”[2]25十一月“己亥，设坛亲祭战没将士”。事实上，对于死者尤其是那些死后无名者的态度，《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尤为详细。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有三条与此相关的记载，兹摘录于下： (六月)辛巳，令民间立义塚。上谕礼部臣曰：古者圣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思及于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阔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之。[3]第一册，卷五三，1052-1053 (八月)上谕中书省臣曰：往者四方争斗，民不得其死多矣。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朕闻之恻然于心，宜遣人循历水陆悉收瘗之。中书省臣进曰：陛下仁及朽骨，圣王之善政也。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养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无夭阏。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饥馑相寻，故死亡者众。朕荷天命，为亿兆主，顾兹失所者，岂忍使之暴露哉？[3]第一册，卷五五，1083-1084 (十一月)祭战没功臣。上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诸将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赏，死者不复见矣。乃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群臣莫不感动，寻又设坛祭战没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复命礼部：凡武臣有迁葬者，皆官备祭物，道里远者，给其费。礼部以武臣品秩次第，定给羊豕酒果有差。[3]第一册，卷五八，1141-1142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元末战乱以来大量平民百姓的死亡以及战争中死去的众多将士，由于其数量之大，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成为国家祭祀的对象自在情理之中。在此岸景下，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厉坛制度正式确立，对此一规定，《太祖实录》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十二月)始命祭无祀鬼神。先是，上以兵戈之余，死无后者，其灵无所依，命议举其礼。至是，礼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厉，诸侯祭公厉，大夫祭族厉。泰厉，谓古帝王之无后者；公厉，谓古诸侯之无后者；族厉，谓古诸大夫之无后者。又《士丧礼》：疾病祷于厉。郑氏谓：汉时民家皆秋祠厉，则此祀又达于民也。《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然则鬼乏祭享而无所归则必为害。古者七祀于前代帝王、诸侯、卿大夫之无后，皆致其祭，岂无所为而然哉？后世以为涉于淫谄，非礼之正，遂不举行。而此等无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为民祸福以邀享祀者，盖无是怪。今欲举其祀，宜于京都、王国、各府、州、县及里社皆祭祀之。而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鬼之无所归附者不失祭享，则灾厉不兴，是亦除民害之一也。上然之。乃命京都筑坛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县则皆设坛于城北，其各里内又立祭坛。岁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长吏率僚佐侯晡时致祭。牲用羊、豕各三，以米三石炊饭。正坛设城隍位，羊一，豕一，坛下东西各席地焚香列炬，各设羊一、豕一并饭羹以祭之。坛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谓之泰厉，王国谓之国厉，府、州谓之郡厉，县谓之邑厉，民间谓之乡厉，著为定式。[3]第一册，卷五九，1155-1156 《实录》的这段文字不仅为我们叙述了厉坛建立之初的相关规定，而且也为我们介绍了建立厉坛的缘由和依据，并为后世各地方志所引用。但此次规定显然是一个原则性的概括，其具体的规定和祭祀礼仪还要逐步地完善，据叶盛的《水东日记》所载：“(洪武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设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未几，复降仪注。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4]29叶盛(1420-1474)，字与中，号蜕庵，正统十年(1445)中进士，授兵科给事中。虽然其与明初有些距离，但此条记载当有所依据。 清朝建立后，在制度上对明朝基本沿袭，厉坛制度亦在其中，据《清史稿》记载，其颁布全国统一的礼仪轨则是在顺治三年(1646)，“顺治三年，诏礼臣参酌往制，勒成礼书，为民轨则”[5]2483。那么这个“往制”是什么呢？据载：“其祀典之可考者，初循明旧，稍稍褒益之。”[5]2484因此，厉坛在清朝的变化应该不大，但又有所不同。 从上面《明太祖实录》记载来看，明初制定厉坛时，在祭祀等级上包括了上至中央下至乡村各个层次，但在清朝制度中，仅仅是在省级及以下的行政单位中的祭祀对象，并没有包含在中央的祭祀范围中。据《清史稿》言：“各省所祀，如社稷，先农，风雷，境内山川，城隍，厉坛，帝王陵寝，先师，关帝，文昌，名宦，贤良等祠，名臣、忠节专祠，以及为民御灾捍患者，悉颁于有司，春秋岁荐。”[5]2486在《清史稿》目录中，将其直接冠名为“直省祭厉”，正文并有详细叙述：“明制，自京师讫郡、县，皆祭厉坛。清初建都盛京，厉坛建地在门外，自世祖入关后，京师祭厉无闻焉。惟直省城隍合祀神祇坛……”[5]2551这说明，与明朝相比，祭厉的地位在清朝统治者的心目中有所下降，这一点在明清两代所修地方志中亦有反映。在明朝地方志中，编纂者往往将厉坛和社稷坛、山川风云雷雨坛和里社坛并列而载于相关部分之首，而在清朝所编地方志中，其前面三坛并列的不再是厉坛而是先农坛，厉坛则被移至相关部分之末。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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