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的帝国：明清乡厉坛的组织与管理(7)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5:10:06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 董乾坤 参加讨论
(二)族谱记载中乡厉坛的具体管理 在厉坛的日常管理方面，正如上述所看到的，在宗族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由于厉坛往往为同一宗族或同一支派所建，因而其管理权亦属于其宗族或支派。那么他们是如何管理这些厉坛的呢？福建省宁化县孙氏宗族的例子可谓典型。据其族谱中载有一篇“厉坛记”，其首先陈述了设立厉坛的缘由与具体规模，其次详细记载了对厉坛的管理规定： 一、递年定于春秋、清明节，用草席、冥具登坛祭祀，中元则备疏仪无易； 一、捐入铜钱须举公正，权理生息，毋得侵蚀，倘有此弊，任凭另举权管； 一、众立出入总簿，递年祀事后，权理总管宜邀集同人，将数面算，总簿登讫。凡登销用总数一条，执簿人不许秉笔； 一、祀事之日，同人宜各肃衣冠，堂行礼，毋容草野； 一、捐钱同人，倘百年弃世，不准照名抽回，只许移子孙顶名赴席。至若转移兄弟顶名，须当同人面议报名登簿，以杜争竞之弊； 一、捐钱人名未载，谱牒只书明总簿，日后有捐钱人，案者以便以登纪(记)； 一、日后有钱捐入案者，该钱若干，会同人公众议决； 一、此坛因本族天叙兄弟让出己田一节，凑成方圆，当日立让字一纸附后，同人即为人案一名，复帮天叙兄弟铜钱二千文，凡递年祀事之日，准天叙一名赴席，永与同人无异。 道光元年春月日 案内同人合编(19) 此一凡例，详细记载了管理这一厉坛的各项规定，它无异于合同的各项章程，规定了其中的权利和义务，祭祀规则和仪容等等。厉坛在这里不仅是祭祀无祀鬼神的场所，同时更是一项宗族事务。而且围绕厉坛所聚集的钱款，可以作为母本而生息，这显然是一种类似企业式的管理。可见，这已经与厉坛设立之初的本意相去甚远，当然这种形式无疑是与当地的宗族传统相关了。 由上我们不难发现，明清时期乡村中的厉坛无论从祭祀对象、组织形式还是管理方式和内容都与制度规定下的乡厉坛想去甚远，这就要求我们透过资料如何解读明清乡村社会时要时刻保持谨慎。 祭孤传统在中国早已有之，“厉坛”之名，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南宋起即已出现(20)，此时应是一种地方传统，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则始于明朝，而为清所继承。它作为国家意志向地方乡村推行，以实现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有的学者认为明朝以降，正是在乡村推行祭厉、祭社等礼仪的过程中，使得代表国家权力象征的王朝儒家礼仪在民间得以推广，从而纳入其帝国统治之中(21)。厉坛作为帝国的符号之一，被广大乡村民众所接受，表达了对此政权的认同，即使将此置入文化多元的地方来看，虽然地方上祭祀孤魂野鬼的形式和传统各异，但“厉坛”一名则已经深入到民众观念之中，正如一份地方文献所言“乡里设厉坛者不一，制虽未于古合，均以厉坛名，同为无祀者计也”(2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清帝国无疑实现了其最初目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国家制度被民众所接受的并不是其全部，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发现，地方上的祭厉传统并没消失，而是在厉坛的名号下延续着自己的传统。他们会按照自己的观念对孤魂野鬼加以理解，按照关系的亲疏，将其归类；厉坛的修建和祭祀的过程都与制度规定相去甚远，有些地方甚至把厉坛当做一个企业来管理经营。这说明，地方文化传统在面对国家制度时，其外表虽稍有变化，但实质并未马上改变，而是继续在自己的文化脉络和社会结构中得以延续，只是，其宗教意义不断加强延续，而朱元璋在设立厉坛制度之初的地方统治之义已不见踪影，并且那种以里甲为单位的祭祀组织亦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则是以地方宗族为单位的祭祀活动。 由此，我们便可看到，当一项国家制度在向地方社会推广时，它是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其目的，其对地方社会和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影响，地方民众又是如何将自己与王朝的国家意志和谐共存的，厉坛在进入地方后，其自身又会如何发生变异，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作具体细微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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