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场景下的边民认同探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11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 徐永志 赵旭峰 参加讨论
摘要:中越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原本居住于同一区域的有历史渊源的边民群体由于国界线的明确划分而归属于不同的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对两国边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国家归属意识。但边民对所属国家的认同总是与具体而实际的民族利益的情感相联结在一起,它不可能离开国家语境而单独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中充分考虑边民权益的获取和传统表达的机会。 关键词:国家政治场景;国家认同;边民认同;中国;越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民族危机下的西南边疆开发及社会变迁研究(1885—1945)”(12CZS064);2012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徐永志(196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与东北亚史研究;赵旭峰(1979—),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西南近代社会政治史及地方民族文化研究。 认同(identity)一词,是一个在当前的各种学术文本中频频出现的概念。尽管何谓“认同”,中外学者对之有不同的理解,但都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群体的行为,并因个人社会生活空间边界的变动性、多元性的特点而建构出多种多样的身份认同。具体而言,它小到可以是具体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大到则可以是对一个国家的向心;依据不同的情境,个人的认同的展现方式既可以是多重性的,也可能会强调或突出某一种认同。本文以近代以来中越边境云南段边民认同的变迁为主线,探究边民如何构建起各自的国家认同,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边民的社会秩序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的,边民的“话语”又是如何在国家政治场景中表达的?试图从一个侧面为这几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一、近现代以前边民的认同 中越两国相互毗邻,犬牙交错。历史上,越南自秦时起就成为中国王朝国家直接统治下的行政区域,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均受到中国的影响。因此,越南虽然在10世纪中叶脱离中国王朝国家的控制自立为国,但依然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当时中国“天下秩序”①体系中的一部分,仍然被视为中国的“疆域”。 这种对“疆域”认识的观念,在清雍正年间处理与安南的领土争执的过程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雍正三年(1725),云南总督高其倬奏言:“云南开化府与安南接界,自开化府马伯汛外四十里至铅厂山下小河内有逢春里六寨,册载秋粮十二石零。康熙二十八年,入于安南。又《云南通志》载:‘自开化府文山县南二百四十里至赌咒河与安南为界。’今自开化府至现在之马伯汛,止一百二十里,即至铅厂山下小河,亦止一百六十里,是铅厂山小河外尚有八十里,内设都龙、南丹两厂,为云南旧境。虽失在前明,但封疆所系,均应一并清查,委勘立界。”[1]安南列传雍正帝却对臣下言:“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2]在清廷看来,安南既列藩封,所辖之地当然亦为“吾土”,如此,把有争议的土地划归安南不无不可。即使到了近代,清政府国势日蹙,但为了所谓“版籍”仍不惜与法国一战。 可见,中国王朝国家的“疆域”,在其“天下秩序”里只是一个文化上的模糊概念,其边缘地带的“边陲”之地也随着王朝势力的伸缩而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某个时期,中越之间可能为了争夺某个地方的控制权而爆发冲突,但两国之间始终并不存在一条近代意义上泾渭分明的“国界线”,而是有着一条绵长而宽广的过渡地带。这样,中越接壤地带就成为双方治理的 “瓯脱”地带,其地既非完全的“境内”之地,亦非全然的“藩封”之地。对于这样“亦中亦外”的特殊之地,中国王朝国家关注得更多的是本地区的稳定,至于其“具体归属”并不十分在意。生活于此的少数民族,虽也处在中国王朝国家的“天下体系”之内,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中央政权影响却较之靠近内地的土司治理地区 ②的民众更少,在归属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王朝国家在边地的统治力量非常薄弱,对边境土司的控制也极为有限,以至于部分土司对中国与越南封建王朝采取双重效忠,实行同修贡职,不予得罪的政策,以获得自己在域内的统治权力的“名分”。而在此瓯脱地带,因王朝力量控制薄弱,土司割据纷争,多种势力相互重叠之事并非罕见。如清代,云南临安府之六勐 ③在乾隆年间内附接受中国管辖,但至道光二十年(1840)六猛中三猛之地的土司又向越南外附,同时拥有两国的官职,属于两国共管地。这就造成两国的“领土”的模糊不定。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在边地的边民之间在同一地域空间下互动与依存关系密切,只有对本族群的忠诚而与国家疏远,客观上形成只有对“本土”地方的归属而缺乏具体“国家”的认同。 总之,中越边界在传统社会里是变动伸缩的,中国王朝国家对于帝国与其属国、藩邦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在意,更多的只是寻求边疆局势的稳定,生活于此的边民缺乏国家观念,与国家关系微弱,国家(主要是中央王朝)也没有能有效地把处于“边缘”地位的边地纳入到国家一体的制度框架内。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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