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场景下的边民认同探究(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24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 徐永志 赵旭峰 参加讨论
四、结语 本文将边民认同变迁的历程放置于国家政治力量“场域”这样一个大的时空架构中进行了考察。笔者发现,边民的认同是一国边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背后,既有国家政治力量的型塑,又有边民自身生存利益的现实考虑。中越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原本居住于同一区域的有历史渊源的边民群体由于国界线的明确划分而归属于不同的国家。而边疆在近代国防上的重要性,又使边民从王朝的“边缘”进入现代国家的中心视域。但边民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形成固然与某些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等原生情结有关,却总是与具体而实际的利益的情感相联结在一起,它不可能离开国家语境而单独萌发,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边民心理层面的认同会在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国家认同中展现出此消彼长的一面。边民认同的这种多变形态,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方式会产生潜在的影响,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国家政治如何作用于边民”及“边民的话语又如何能在国家政治场景中表述”。这种思考,落实到学界,就需要研究者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去分析问题,而不是只简单地用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认识问题;它落实到国家或者政府层面,需要国家或者政府在制定边境政策、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应考虑边境地区特殊性和具体利益,而且还要考虑边民对这些现代话语的接受能力。而边民也因为有了受尊重和发展的国家“场域”,自然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强,进而作为边境地区的建设和生活主体,增强自觉,形成维护稳定疆域的社会力量。 注释: ①在传统的“天下秩序”中,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帝国的君主则是“天下”的最高主宰者。帝国君主治理疆域自统治中心向外辐射,并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君主完全控制并稳定地直接管辖的地带;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等土司地方;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这种“天下秩序”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所谓的“边疆”,只是文化上的一个模糊概念,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越南立国之后,由原先的直辖州县变成为中国王朝国家之“藩属国”,其地依然是“天下秩序”的一部分,视为中国之“领土”。 ②在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后,靠近内地中原的土司地区逐步完成了内地化过程。 ③即勐梭、勐喇、勐丁、勐弄、勐赖、勐蚌,为今中国的金平县、越南的封土县一直到越南莱州黑河以北地区。 ④条约体制介入中国恰好发生在清王朝崩溃的一百年间,当时清朝的中央权力业已衰微,政治秩序混乱,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由肇始而达到高峰,同时中国人民革命的响应也愈来愈趋强烈。在条约体制下,中国的领土主权在不平等条约中不断受到损害,但条约国家扼守条约边界的“认识”也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主权国家”观念。参见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256—257页。 ⑤在中法勘界过程中,针对一些勘界大臣力争多收复一些国土的做法,清政府因害怕再启争端,贻人口实,多次谕旨:“先勘原界,以后酌度情形,再议改正。”“兹特明白申谕:嗣后分界大要,除中国现界不得丝毫假藉外,其向在越界华离交错处所,或归于我,或归于彼,均和平商酌,即时定议,不必归入请示。凡越界中无益于我者,与虽有前代证据而今已久沦越地者,均不必强与争论。新、旧各界,一经分定,一律校图画线,使日前各有遵守,总期速勘速了,免致别生枝节。”参见《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223、238卷。 ⑥尽管此时期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培育边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意识,但这依然未能制约一些边民基于自身利益而放弃国家认同的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边境的苗民、瑶民就因逃避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出现越境迁居越南的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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