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场景下的边民认同探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02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 徐永志 赵旭峰 参加讨论
2.国家政治的介入,边民国家观念的构建 民国初年,基于国内政局纷争和国防安全考虑,北洋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并没有对边境土司进行彻底的改土归流,而是在“沿边土司及汉夷杂处之地,设弹压委员”以资行政,“是为建设县治之先导”[7]19。民国三年,云南地方政府奉中央令改弹压委员为行政委员[7]1080。如民国六年收刀李王三土司地,设金河行政委员。弹压委员或行政委员的设立,不仅是国家对边地施行行政掌控以示国家主权的表达,而且客观上也是有利于边民的国家认同感的增强。然而,边地由于地接法越,强邻逼处,新政权的权威在边境地区依然是一片“政治真空”。边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并没有因“国界线”划定和新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而立即建立起来。边疆土司地带世袭头人与土司仍然享有很大独立性,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控制也需要得到地方土司的帮助与支持。严格意义上,他们仍然是那里真正的统治者,代表国家管理其治理下的边民;而简易行政建制的设立,对边民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们依然生活在其原有地方社会的秩序之中,“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亦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对于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8]究其缘由,就是当时之边界地区虽在中国版图境内,边民却尚未立即形成具体的国家观念。若无视这些实际情况,盲目在边地推行刚性的国家政治秩序,极有可能招致边民的反对甚至导致边疆动荡,给列强吞食我边疆领土以可乘之机。况且云南边地土司基于历史上的传统都能心向中国,所属部落也有服从土司的习惯,可以用固边圉[9]。 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加强了对边地的治理,力图把边地有效地纳入国家的政治秩序中,使“边民”成为民族国家建构下的“国民”。从民国十八年(1929)开始,国民政府和云南省政府对云南边境土司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进而调整政策,在边地推行实行垦殖、发展交通、兴学安边、移民开发等一系列措施。国民政府推行这些政策,旨在内向空间上,强调民族间的“相同”,构建“国族”;在外向空间上,进一步明确国家边界的划分,以识别“中国人”与“非中国人”的身份。由此,中越边民原先在空间维度下形成的互动与依存关系被国家描述成泾渭分明的“我们”“你们”,边界线两侧边民之间的“边界”被不断固化,差异也因之在扩大。客观地讲,国民政府的边疆整合政策是适应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需要的,对于团结边民抵御外侵,唤起边民对于自身在国家中地位之自觉起到一定的效果。在抗战时期尤其是法属越南被日军占领后,边民自觉地参与到全民族的抗战之中并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但与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的其他政策一样,云南边疆政策的制定也强调国家意志的表达而缺失边民权益;政策的施行仅停留在政治宣传和文化启蒙层面,实施效能不足。譬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民政府派清丈队到猛硐地方丈量土地,拟征收耕地税,以明确国民与国家之间的纳税、隶属关系。但所派遣去的官吏却趁机挑唆苗、瑶族的矛盾,然后分别索取贿赂以中饱私囊。其结果是苗、瑶族械斗多年,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原先保卫地方有功国家的项氏后人多逃亡越南避祸[4]143-146。就连国民政府在边地推行教育、开启民智的政策,也因没有充分考虑边民的接受能力,讲授知识脱离边民社会的实际,缺乏实用性而不为边民认同。时人就曾经在河口、麻栗坡两个特别区看到“代人读书”的奇怪现象,言:“最近田蓬、攀枝花等汛,因厉行强迫教育,区内比较富裕之家,因恐违令受罚,竞有雇人代其子弟入校肄业之事。受雇之人,每年衣食书籍等费用,均由雇主供给;按月尤得相当之读书工资。彼辈对于强迫就学,视为与担应夫役相等之一种苛政,斯真特别区之特别现象也。”[3]1455-1456至于边民要求政府承认的民族权益诉求更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而是被简单地看作“国族”之一宗支。 上述表明,民国时期,边地开发缓慢,社会发展迟缓;边民虽然已经成为国家建构下的“国民”之一部分,但其在国家政治场景中被次要化,政治上被漠视,边民与国家的关系自然也很“疏离”,更不会积极参与到国家制度秩序的构建中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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