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场景下的边民认同探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55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 徐永志 赵旭峰 参加讨论
二、边民国家认同的构建 边民对国家的认同只是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 1.边界的划定,归属的明确 殖民主义兴起之后,中国王朝国家在东南亚的藩属国逐渐成为英法等殖民势力侵略的目标,中国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秩序”开始受到西方“主权国家”观念的冲击。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西方国家的强迫下演变成一个“条约国家”,开始了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型,④ 但在其近代国家构建的艰难过程中仍然固守“有名无实”的宗藩关系理念,并且以之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国家主权观念相争锋,其结局可想而知。 这一时期,中越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宗藩关系,但两国政府的边疆意识逐渐增强,分别开始加强了对各自边境地区的管理与防守。中越边境地区的边民也在地域认同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刘永福早年参加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战争就是在此情形下发生的。但另一方面的情形是,两次鸦片战争均以中国失败告终,清王朝本身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与瓜分的目标,羸弱的国势使其已经没有实力“保护”向其纳贡称臣的藩属国家。依据光绪十一年(1885)签订的《中法和约》,清政府被迫承认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中越之间原由文化中心主义支撑的“天下秩序”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不复存在,中法之间正式勘界、划定边界成为双方必须解决的首要议题。如上所述,在传统宗藩观念的影响下,中越之间原有的领土边界“模糊”,并没有严格的划分边界线,但当时局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清廷在正式勘界之前去调查边界现状的来龙去脉,而只能按实际控制线来划界立碑。⑤这样,在没有勘界之前,清政府已经埋下了失地的危险,当时勘界官员所能做的只能是据理力争,尽量保住一些有利于防卫的战略要地而已。如临安府建水县外三勐之地,在越南亡后,“法人之□力,尚未达到,仍为该地之土司刁姓所管辖,每年上粮三□,一纳安南王,一纳临安府,一纳法人。后临元镇派遣军队镇驻勐莱(赖),因不耐炎瘴,未及半年,死亡过半,不得已而撤回。该地土司,遂启轻□之心,于是临安之粮,□不上纳;临安府尹亦无如之何也。后法人知其底蕴,诱之以利,调勐莱道台刁某至河内,为之筑刁公馆,所带从人,任其挥霍,刁氏乃言法人之好,法人隧得借此以来勐莱建筑营盘,设立邮电,而勐梭、勐莱一带,纵横千里之地,法人不用一兵,不折一矢,竟于最短期中据而有之。此中法未划界以前之事也。”[3]1441-1442这样,中法划界还没有进行,法国已经通过蚕食方式侵占了勐梭、勐莱一带的“领土”。 在划界前,由于边界沿线越南边民惧怕法国殖民者的统治,并有过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共同抗法的经历,部分越南边民主动改换清朝服装,接受清政府管辖,或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控制,拒为法属臣民,所以边界线沿线许多越南村寨都划归中国一方。光绪十三年(1887),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签订,将猛硐山及猛硐三村(其地在雍正年间中越争执地区)划归法属越南,当地边民在苗族首领项从周、瑶族首领盘圣怀的带领下歼灭法国勘界官员,并上书清廷表达猛硐是中国之地的强烈要求,主动把猛硐各地收缴来的捐税上送到临安府。最终,法人由于无法在其地实施统治而不得放弃该地[4]130-133。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法最终签订《续议界务专条附章》。据此条约,猛硐山及猛硐三村划归中国,但临安府建水县外的三勐之地划归法属越南。可见,边民的归属与认同关系到国家边界线的走向与确定。另据《滇南界务陈牍》“分办界务委员广南府兴禄禀”条记载:“越属之三蓬民人麋集,相率归附,意欲抗令法员。将三篷地方划入中国”。法国人对之表示异议时,曾要求越南官员前来对质,而越方官员却对之予以认可。“越南保乐州同文土司密阮谅密调前来,优礼开导。今其随同履勘,法员执图问询,阮谅均云与旧治相符,始释其疑,不费唇舌,按图勘界。”[5]越南勘界官员的态度,也是基于中越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的认识,有同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所以情愿让越南边民归附中国而不愿让他们接受法国殖民主义者统治。边民与勘界官员的这些举动实质上是边民国家观念淡薄的一个体现,他们归附中国或同意将猛硐山及猛硐三村划归中国,更多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认同,而追随法国殖民者更多的是基于利益的考虑。 边界划定之后,一直处于模糊状态的边境领地成为一国“领土”,失去了惯有的弹性;而一直处于游离状态的边民因“国界线”的划分而归属于不同的国家,其生居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下的边疆。此时的边疆不再是传统的“边陲”之地,其于国家国防的意义和作用不言而喻,边民也因此进入了国家的视野成为国家决策与关注的群体。从此,边界云南一侧的领地便成为中国的疆域,云南的边外则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外[6]61-9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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