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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作用(3)


    二、相关产业与边贸城市的发展 
    在中俄双方贸易结构得到不断变更的前提下,中俄恰克图贸易也促使与贸易相关的部分产业发生了积极转变。具体而言,广阔的茶叶市场对商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再加上丰厚的利润,许多商人(尤其是晋商)分赴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临汀,湖北崇阳、蒲圻、通城等地办茶(后期主要在湖北羊楼洞和相邻的湖南羊楼司),这直接推动了江南和两湖农业的恢复和植茶业的发展。“汉口辟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叶就多由水路经洞庭湖入长江,然后汇集汉口。由于运输方便和‘红茶利兴’的刺激,平江县凡山谷间闲地向种红薯之外,悉以种茶;浏阳以素植麻,拢而植茶。茶区面积扩大了,茶庄林立,植茶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就平江而言,上自长寿、下至西乡之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鄂南的崇阳、咸宁、羊楼岗一带也是著名的茶区,这里的茶叶,一部分由晋商收购并就地设厂加工。光绪初年,每年都有茶庄七八十家……两湖茶区面积急剧扩展。到1871年,几乎较十年前增加了50%。”(17) 
    山西茶商开设制茶工厂,既推动了当地农民以追求价值为目的的茶叶生产,又对其他手工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砖茶要用纸包装,装箱离不开竹木箱,这必然带动当地造纸、木竹器等手工业的发展。蒲圻县南山之东,有一地方名曰“纸棚,左有洞,右有泉,其居人曰郑氏。凡40余户,除数耕者外,悉以造纸为业”。“治棚下者,约百余人,每岁值可获五六千金。凡此数十户,一切食用皆取给于此”。(18)崇阳县也因为茶叶生产发展,带动了“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等行业的不断发展。(19) 
    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巨大利润也刺激了俄商极大的兴趣。1733年,西伯利亚的第一家制呢厂开工。在18世纪90年代,这家工厂在中国对俄国呢绒需求扩大的拉动下,产品产量开始迅速增长。1790~1797年间,该厂共生产32,200俄尺呢绒,其中大部分被运往恰克图。(20)另外,俄国工业企业的数量,从1804年的2,423家增加到1825年的5,261家和1854年的9,994家。在工业企业做工的工人数量也同样增加。1804年工人总数为22.48万人,1825年为34.06万人,而到1860年则增至86万人。(21) 
    中俄恰克图贸易对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力促进了草原、大漠城镇的兴起和交通运输路线的开拓。边境地区除恰克图外,塔尔巴哈台、伊犁均被开辟为中俄互市的新商埠;而国内的贸易城镇张家口、归化城、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不仅是大漠南北的交通要道和旅蒙商人活动的据点,而且也成为边境贸易输出入商品的集散地和供给线。 
    1728~1762年间,俄国国家贸易商队自开辟恰克图口岸入境,经库伦、张家口(或归化至张家口)来京贸易的商路后,“张家口买卖城可以说是中国对俄贸易的集中点,几乎全部俄国呢绒和各种绒布以及俄国出口的全部毛皮制品都是先运张家口买卖城的货栈,然后批发给下堡,最后再运到中国本土”。(22)位于张家口的商号在雍正年间已增加到90余家,乾隆后期约有190余家,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达到230余家。(23)其中,专作砖茶贸易的大泉玉、祥发永、广全喜、恒隆广、大升玉、公合泉等商号每年运往库伦、恰克图、科布多等地的砖茶多达约40万箱。(24)当时的外国人评论“像张家口这种极为活跃的商业往来,甚至在中国本部也是罕见”。(25) 
    伴随北部边疆商贸活动的不断拓展,诸多商人在归化城开始从事各种贸易经营活动。雍正五年(1720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归化城日用百货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及于俄国境内,其中茶叶、大黄、烟草为输俄大宗。(26)同治六年(1867年),大盛魁联合归化城的商民,呈由绥远将军裕瑞、归化城副都统桂成等奏准,由恰克图假道与西洋通商。从此,归化城的商号活跃在中俄边境,输出入各种中俄商品。(27)大盛魁更以自己的骆驼队驮运茶叶等货深入俄国内地销售,取得厚利。同时也进口俄产的羽翎缎、羽毛纱、大绒、毛毯和俄国标布、镜表、铜器等,大部分运到归化城,由其小号“天顺泰”设有专柜展售。(28) 
    另外,作为连接中国与俄国边境贸易城市恰克图——买卖城交通枢纽的库伦,至清代后期,共有内地旅蒙商号约400余家,约10万人,其中有50家为资金雄厚、贸易兴隆的大商号。这些草原城镇的兴起及边境贸易的扩大,对于我国北部广大牧区经济的开发,对于畜牧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联结乃至转化,对于游牧民族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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