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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作用(4)


    三、对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积极影响 
    伴随中俄恰克图贸易的不断发展,诸多商业机构开始以恰克图为据点不断向俄国腹地辐射,不仅巩固了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商业区域的繁荣,也促使清代北部边疆商品流通不断向纵深发展。 
    清人何秋涛曾提到:“盖外国人初同内地民人于市集交易,一切惟恐见笑,故其辞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司员谕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欢喜感激,信睦尤著。所有恰克图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初立时,商民俗尚俭朴,故多获利。”(29)乾隆二十八年(1759年),山西商人在买卖城的商户已有140多家,有400多常住人口,其中资本较厚者60余家,称为票商;另有散商(又称朋商)80余家依附于票商。在众多的商号中,涌现出几大家,首推曹氏,次为常氏,还有乔氏、牛氏等。(30)如太谷曹家“锦泰亨”将经营的主要商品曲绸用驼、骡运往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地经销,每年约可运销12,000余匹,价值白银36万余两。当时做此项生意的商号有一二十家,而“锦泰亨”是资本最雄厚的一家。“锦泰亨”在运销曲绸的同时还兼运各地所产的花素绸、缎、绫、罗、绢、纱以及半两茶等,回头则运销俄国的金沙、呢绒、哈喇、俄毯等货。(31)又如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32)“大盛魁”有职工6,000~7,000人,骆驼16,000~20,000头,其活动范围包括喀尔喀四大部落、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和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由此可见,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确带动了诸多商号贸易活动范围的扩展,而这势必为清代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繁荣注入不竭动力。 
    如前所述,被称为“东口”的张家口是清代中俄大宗茶叶贸易直接相关的关口,而与之对应的“西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在北部边疆也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商人正是通过这两个关口同时兼以与新疆、蒙古地区的贸易。在此,我们通过清代杀虎口的实征关税,来管窥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波动状况。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表4所呈现的143个杀虎口年征关税并非表现为完整且无间断的序列,但这些数据却占据了所考察的182年的长时间段内大约4/5的数据,因此完全能够用以表现相应的贸易活动波动状况。 
    图3绘制出从雍正二年(1724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之间长达182年的时间段内的杀虎口实征关税的变化趋势图,具体表现为:从乾隆年间轻微波动中的逐渐上涨至咸丰四年之前,始终保持稳定的高位运行;排除咸丰四年至八年之间的关税下降及恢复阶段,同治年间再次表现为较为稳定的态势;光绪年间则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但往往能够回到正常的关税水平。且不论杀虎口关税出现明显下降及剧烈波动的具体原因,需要关注的是维持稳定高位运行的嘉道年间,其背后必定会对应着一个较为稳定的商品流通市场。以往在谈到税关衰落的时候,一般以鸦片战争为界,并强调“实际上榷关税收的减少早在嘉道年间就显露出来了”,主要表现为历年缺额的淮安、浒墅、扬州、临清以及间有缺额的九江、南新、凤阳、芜湖、西新等税关在核减其盈余数额,(33)但杀虎口的实征关税却证明其与国内其他多个税关的税收变化趋势并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足见其当时贸易活动的特殊性。 
        
    
        
    
        图3 
     
    相比之下,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所导致的中俄恰克图贸易逐渐衰退,却直接影响与杀虎口并行的“东口”张家口自同治初年开始就出现了关税大幅削减的情况。“伏查张家口税务向以南茶并恰克图皮毛等货物为出入两大宗,次则进口牲畜。均系内地商贾往来兴贩,是以从前税课丰旺。及至俄国通商后,所有大宗查获具有俄商自行贩运,悉皆照章免税,内地商贾渐多歇业,因之每岁额征均属短绌。”(35)事实上,中俄于同治元年(1862年)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36)俄商自此可自行深入中国内地采办,而同样的商品经由华商却与从前一样课税,竞争力大不如前,华商自然裹足不前,关卡能得到的税收自然遽减。尤其是同治八年(1869年)《改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37)允许俄商在蒙古地区的销售全部免税,更让张家口的税课雪上加霜。与此同时,杀虎口关虽不如张家口关的壮丽,清晚期也不是个涉外口岸,但对照张家口因外在大环境的变迁而大起大落,杀虎口税关的税收相对算是较为持续而稳定的。 
    上述史实清晰地表明: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确构成了清代中国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一股重要力量,并有力推动了包括蒙汉贸易在内的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繁荣,而北部边疆商品流通不断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推动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国际性区域市场得到不断成熟与扩张。显而易见,这个相互影响的大市场内部即便出现局部危机,也不会对整个北部边疆商品流通产生灾难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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