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16 《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李政君 参加讨论
此处“打破”,比梁启超所言“以复古为解放”更具有迅猛和震撼的力量。此时顾颉刚已经构想要“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其实质是结束经学对古史的束缚,使中国上古史真实地获得解放。为此目标,他要承继与推进清代经学发展趋势,先“打破西汉之学”,再“打破战国之学”。顾颉刚持续、经常提及此问题,其史学理念应受此影响。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主要运用了先秦的材料来揭露汉代的编造”,正是“一次‘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的精采表现”。“把每一个帝王怎样安排到这一体系(旧有上古史系统——笔者注)中的来龙去脉摆清楚,正是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所作的一次精辟的解剖”⑩。因此,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与方法看,此文并非“自成体系”,而是整个“层累”说系统建构的组成部分。 后来,顾颉刚对逐级“打破”有更系统、完善的表述,也证明了这一点。1948年,他在兰州大学开设上古史课程的讲义中,论述了“清代整理并研究经学的成绩及次第”,认为逐级“打破”最后一步是章学诚、龚自珍等“攻击《六经》”,“提出了《六经》皆史的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经”,“以恢复《六经》本来的面目”。并说这“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在他们(清代学者——笔者注)是本无意识,无关联的”(11)。这恰说明了顾颉刚的“有意识”:既然清代经学在“逐级打破”道路上已开始“化经入史”,他要“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自当顺着“六经皆史”主张继续“化经入史”。也就是顾洪所说:顾颉刚始终认为自己所担当的任务是结束经学而开创古史学(12)。 “化经入史”首先必须解决经学问题,如顾颉刚后来所说:“现代学者,无论治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古史来(如王静安先生即是最显著之一例)。”“然此不可能。盖如不从辨别经学家派入手,结果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从家派中求出其调理,乃可各还其本来面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始可以见古史之真相。”(13)解决经学问题,顾颉刚首先选择从研究“汉学”入手。他认为经学派系、旧有上古史系统等基本学术文化范式,都在汉代凝结定型(14)。历代信古的学者、信古的考据家也大多立足于“汉学”。但“汉代是一个‘通经致用’的时代”,“汉学是搅乱史迹的大本营”(15)。故打破汉代经说、史说,也就成了顾颉刚贯彻治学理念、还原上古史真实记载的首要任务和先决问题。此即顾颉刚“化经入史”的基本理路。他要打破“经学上古史”系统,为建设新古史学扫清基础。因此,顾颉刚对经学问题颇有留意,宗旨却在于结束经学,厘清古史,并不是主张某一派经说,尽管利用了康有为等人的见解,也不能证明他“走了今文家派的老路”(16)。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所重点关注的,正是汉代经学及其对汉代古史观念的影响,顾颉刚明确提出要借此结束今、古经学问题(17),体现出结束经学、开创古史学的学术自觉精神。因此,“层累”说延伸到汉代经学的结果,乃是“使中国的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18)。此文无论与晚清今文经学有多少关联的痕迹,都不能表明顾颉刚回到了晚清今文经学的立场,正如刘巍所说:“‘古史辨’运动所讨论的经学今古文问题,只是由汉秦而上复三代的‘现代之古史研究’的一个环节,它与道咸间的今古文问题的讨论不可同日而语。”(19)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化经入史”,与“层累”说打破“经学上古史系统”、开创古史学的理念一脉相承。“层累”说提出的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学说,1930年前后顾颉刚以《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为主,大量涉猎汉代学说、考辨汉代古史观念,则是证成该学说的关键,二者并非游离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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