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05 《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李政君 参加讨论
顾颉刚主要通过“分工”说予以回应(46)。对疑古辨伪及其方法在解释、重建上古史中是否依然有效问题,顾颉刚首先通过“分工”说诠释了疑古辨伪无可替代的基础价值。他批评当时古史研究“惟取遗物而不取经书”的倾向,坚持文献、考古材料在古史研究中不可偏废,信心十足地指出史料辨伪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47)。对当时社会史研究,他略带警告地说道:若因“填表格”需要,罔顾材料真伪,“将来一定可以证明,这种工夫是白费的”(48)!其次,他指出“破坏”与“建设”,在上古史研究中“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49)。二者都是为了“建设”真实上古史,疑古辨伪至少替考古学家做了扫除工作(50)。但是,一事两面并不代表可以化约等同,顾颉刚认为这种“扫除工作”是研究古史不可跨越的一步,他说:“近来有些人主张不破坏而建设。话自然好听,但可惜只是一种空想。”(51)可见,“分工”说实际在强调,正确解释史料、重建上古历史依然离不开疑古辨伪及其方法。 对胡适古史观转变造成的影响,顾颉刚则通过“分工”说有意淡化自己作为疑古辨伪领军的形象。他在提出古史研究应该分工时说道:“能够这样,我便可不做‘古史辨’的中心人物,而只做‘古史辨’的分工中的一员。”“人们的责望也自然会得对于古史学界而发,不对于某一个人而发。”(52)但顾颉刚并未因此放缓古史研究,而是加快了建构自己史学体系的步伐。据顾洪说,1930年顾颉刚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正因“急欲立一系统”(53)。此文属于顾颉刚为彻底清理旧有上古史系统,拟编“古史四考”中“帝系考”的一部分(54)。刘起釪曾评价道:它“使人看清了一部欺骗了后世近二千年的整齐完备的古史体系,原来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最生动的例子”(55)。1935年顾颉刚出版的《汉代学术史略》对此文宗旨一以贯之。这就说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并没有转向。 学界有观点认为“分工”说反映了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上的“收缩”、“自守”。如果顾颉刚学术理念没有改变,他“收缩”、“自守”的表象又如何解释?这可视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种体现。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时,考古学尚未成气候。因而有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等考古学上了科学轨道,再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古史的主张(56)。但到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殷墟考古轰动一时,社会史研究日渐兴起,上古史研究出现了不同的路径与视角。因此,顾颉刚提出“分工”说,调整了疑古辨伪与另外二者在该领域的相对关系,将其定为上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这是顾颉刚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面对整个上古史研究领域,而不是疑古辨伪本身,更不是顾颉刚疑辨古史的退缩。 1930年,他就学界指责“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求全之毁”说道:“不要对于这个未成功者作成功的攻击,把全国家之力所不能成事者而责备于他一人之身,把二千数百年来所层累地构成且有坚固的基础者而责望他在短时间内完成破坏的工作,逼得他无以自免于罪戾。”(57)“未成功者”是顾颉刚的自指,这种略带无奈的澄清,已然说明顾颉刚当时旨在考辨旧古史系统的伪谬,并未主动承担建设新古史体系的任务。 另外,由于此时学界对上古史的关注点,由“打破”逐渐转移到了“解释”、“重建”,因此,围绕顾颉刚古史学的争论焦点自然也随之转移。相较提出“层累”说时,顾颉刚也应从不同角度予以回应。但在这些视角不同的文字背后,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学术理念:打破旧有古史系统,为开创新古史学扫清基础。 四结语 1930年以后,顾颉刚逐渐关注边疆地理学,其原因不在于纯学术研究,而与当时中国国情有关,不再详论(58)。本文意在说明: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是要打破旧有古史系统,为整个古史的重建扫清基础,从这一角度看,他在1930年发表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并非“自成体系”。从顾颉刚1924年和1926年的治学计划看,他一直关注“古史观念”,这与“二重证据法”、现代考古学并无必然联系。现代考古学、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与发展,使上古史研究出现了不同的路径与视角,顾颉刚因此提出“分工”说,调整其古史研究在该领域的相对位置,诠释了疑古辨伪无可替代的基础价值。这与其说是顾颉刚古史研究范围的收缩,不如说是应时性调整,以利于更好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20世纪20～30年代,史学界许多人把关注古史是否可信的问题,引导到如何解释古史和重建古史的思考,围绕上古史的研讨,主要视角也随之出现变化。但我们不应把学术界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作者简介:李政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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