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18 《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李政君 参加讨论
三考古学等新治史路径对顾颉刚的影响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及发展,特别是安阳殷墟发掘,的确影响到了顾颉刚。近年来,学界对此有如下观点:一是认为顾颉刚古史学受地下考古发现新证据的影响出现了变化(35)。二是认为顾颉刚熟知考古学并“适以为疑古之资”,但自觉地“与考古学拉开距离”,对其持保守态度(36)。三是认为顾颉刚没有将疑古辨伪与考古学对立两分,而是主张考古学既可用来建设真古史,又可以作破坏伪古史的工具(37)。三说各有立论角度,那么考古学对顾颉刚古史学的影响究竟在何种层面?顾颉刚又有什么回应?我们首先应了解1930年前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1930年,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刚起步不久,足以影响到顾颉刚古史学的,当属中研院史语所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它证实了晚商存在并已进入铜器时代(38)。除此之外,历史考古学在1930年左右取得的成绩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它对顾颉刚古史学造成什么影响? 首先是安阳考古证实晚商存在的事实本身,会让人觉得考古实物发掘已经证明了顾颉刚的错误,“东周以上无史”已立不住脚。而且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当时多数人将谱写中国上古信史寄望于考古学,而殷墟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正迎合了这种需要。因此,“虽然安阳的发掘并不能和《史记·殷本纪》完全对应,但是古史体系急不可待地征引了安阳发掘,并且轻率地扩大了安阳‘证实’的范畴”(39)。但前文已述,顾颉刚“层累”说主要针对旧有古史系统、古史观念,而“东周以上无史”更多强调的也是缺少确切的文本史料记载,不是东周以上的历史不存在(40)。加之安阳考古证实的仅仅是晚商,因此它未能动摇顾颉刚的学术理念,1930年他就说道:“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41) 第二,顾颉刚古史学与考古学之间更重要的,是一起推动了学术视角转变,即由纠结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问题,转而关注如何正确解释史料重建上古史。对顾颉刚而言,问题则在于疑古辨伪及其方法在此是否依然有效。1929年傅斯年就说,顾颉刚是“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他“所用方法只有历史的和结账的两种”,而“历史方法不过一个历史观念而已”(42)。此时,方法和材料正是学界主要关注点,这其中也加入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史研究一方。如郭沫若强调古史研究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倡导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和观念(43)。更有人直接声明反对顾颉刚的“思想方法”,认为古史传说、神话并非全伪,真的因素仍占一大部分,如马乘风、李季等,这些说法其实是节外生枝,与“古史辨”要讨论的问题游离甚远,平添淆乱,学界已有对此说法的剖析和批评(44)。 第三,考古学发展导致胡适古史观转变。1930年左右,胡适改变了“疑古”立场,公开承认对商朝的错误观念被安阳发掘纠正过来(45)。胡适作为引导顾颉刚走上疑古辨伪道路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顾颉刚信赖甚至是依赖,一度作为疑古辨伪领军人物出现在学界。这就使得他的转变具有了重大示范意义。对顾颉刚而言,这意味着自己学术群体的分化,他作为该群体领军形象被进一步凸显,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批评者的众矢之的。这是顾颉刚无法回避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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