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03 《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李政君 参加讨论
“当时的古史观念”就是后世的“古史观念”,“当时的史事”即上古史事。这恰说明:第一,顾颉刚古史研究的第一步是考辨后世“古史观念”,而后才是上古史事,这在“计画”中有明显体现。第二,怀疑并打破旧有古史系统是顾颉刚古史研究的阶段特征,他最终是要考明“当时的史事”记载。可见,某些人所说顾颉刚古史研究“转向”后关注的内容,实际本是他早期古史研究计划的第一步。顾颉刚自己也说他的目的在于辨识从春秋至秦汉时期“发生的伪史”(24)。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直接针对当时学界疑古思潮提出,批评“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25)。通过“地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证实《史记·殷本纪》的可信性,被誉为“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26)。对疑古思潮的冲击,不可谓不大。这或许有提醒“以文献材料并不足以重构历史事实”的作用(27),但顾颉刚此时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与此并无关系,因为“二重证据法”1925年被提出,而上述“计画”写就于1924年。因此,不能说顾颉刚关注文献中“古史观念”一定受了二重证据法影响。 1926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到自己打算在“辨证伪古史”方面做17个题目(28)。到1930年前后,他发表的重要古史论著基本都与其中题目相合,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汉代学术史略》(1935年)与“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中心问题(如王霸、帝王、五行、德化等)和因了这种中心问题而生出来的古史”、“春秋、战国、秦、汉间的制度和因了这种制度(如尊号、官名、正朔、服色、宗法、阶级等)而生出来的古史”及“汉初的经书和经师”等条相合。这说明1930年前后,顾颉刚研究古史依然在循着早期的治学计划“顺向”发展,其学术理念并无方向性转变。 那么,认为顾颉刚关注点从上古史实转向后世“古史观念”的观点从何而来?或者说,为什么有学者认为顾颉刚古史研究最初的焦点集中于“上古历史事实”?这或许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关。冯峰在其论文中深入分析了“古史辨”运动兴起的背景,论述了当时多方对顾颉刚古史学的批评,如学衡派、国民党政权等。指出身处“旧思潮”和新政权重塑现代“民族主义”的氛围中,“古史辨”借学术之力推动思想解放的一面更为突出(29)。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批评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将目光聚集于“上古历史事实”。但这主要是批评者言,且部分已溢于学术之外,不应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等量齐观。 同时,“古史辨”运动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也不应等同。“古史辨”运动虽然是由顾颉刚引发的,但刘掞藜等批评者对“古史辨”运动的走向同样具有很大影响。例如,顾颉刚阐释“层累”说时以禹为例的举动,激起了传统学人的强烈批评。禹存在与否也被认为是“古史辨”运动的关键问题之一(30)。但如胡适提醒:“禹的问题只是一个例,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31)这正说明了“古史辨”运动未必完全沿着顾颉刚的主要古史观念发展。 其实,顾颉刚在当时即屡屡提及自己研究古史的旨趣所在。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自己的本意是要“看出传说中对于古史的变迁,汇集成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32)。在《答李玄伯先生》中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并提出“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主张(33)。在《答柳翼谋先生》中说,“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我对于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注意”(34)。上述“传说”实际更多是后世的“古史观念”。这就说明,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及“古史辨”初期,批评者或许聚焦于上古历史事实,但顾颉刚本人却主要关注“古史传说”、“古史观念”,他对此有着相当明确的自觉。因此,从上古史实转向关注文献中的后世“上古观念史”,用之评价整个“古史辨”运动及其反响或许可以,但将之完全等同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则不尽合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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