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52 《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 李若晖 参加讨论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此即后世所谓小学、辞章、义理三学之滥觞。而义理之学,实包儒学与所谓异端,即儒学之外的诸子与道、佛二教,如熊赐履《学统》即以诸子与道释二教为异端。清末宋恕当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明确提出救世之策在于复兴“周末诸子之教”。在《致夏穗卿书》中,梳理两千年来先秦诸子学说绝亡之迹,归罪于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叔始之,董、韩继之,程终之,四氏之祸同族,所谓烈于洪水猛兽者欤!”(宋恕:《致夏穗卿书》,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7页)此实颠覆儒学正统以诸子为异端之说,于是如章太炎辈遂以诸子平列,近代子学得以复兴。 其时适值西学借坚船利炮,攘攘东渐,故诸家虽重视诸子,却往往以之附会西学。如严复以《老子》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内籀”,即归纳逻辑,“为道日损”为“外籀”,即演绎逻辑(严复:《评点老子道德经》,广文书局2001年版,第12页);康有为谓“墨子正开西学派”,“墨子专言物理”,“欧洲甚行墨学”(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载《康有为全集》第二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284页);麦孟华言商君“其定制行事,固有深合于司法独立之制者”(麦孟华:《商君评传》,载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5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2页)。其时有识之士如宋恕等即力辨其异。 是时国事日非,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显得万分紧迫。胡适即言:“吾国居今日而欲与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造新文明,非易事也。尽去其旧而新是谋,则有削趾适履之讥。取其形式而遣其精神,则有买椟还珠之诮。必也,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之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吾国今日之急务,无急于是者矣。二十世纪之大事,无大于是者矣。”(胡适:《非留学篇》,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5页)可是“折衷新旧,贯通东西”的具体途径仍然是比附。只不过已不是零星的,而是系统的,成体系的比附。胡适在其开山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中即明白表示:“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31页)当然,更著名也更有影响的,是蔡元培为该书所作序中的话:“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唐德刚曾对此有过略带揶揄却不失深刻的揭示:“适之先生求学于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太高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而新学问对他们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谈得到怀疑呢?幼年既无力怀疑,也无心怀疑,年老功成业就,已成了开山宗师,东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会怀疑了。”(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于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径直以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对应于哲学。只是在结构上略做了调整,将儒家放回到诸子之中———此即蔡元培《序》中所称许的“平等的眼光”,道教系由诸子之道家演出,因此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便是诸子与佛教了。其《导言》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古代哲学“又名‘诸子哲学’”。中世哲学第一时期各学派都是以诸子哲学作起点的。中世第二时期是“印度哲学之中国最盛的时代”。近世哲学,则是消化印度哲学而成就中国近世哲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第6～8页),这一格局此后成为中国哲学史的范式。如罗光《中国哲学大纲》的安排即:第一编儒家,第二编道家(含道教),第三编佛教,附录一墨家,附录二法家。完全是诸子加佛教的胡氏格局(罗光:《中国哲学大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修订版)。其后冯友兰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史》中,将这一方法论阐释得很清楚:“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三松堂全集》第二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冯氏且进而言曰:“吾人本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49页) 【作者简介】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