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14 《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 李若晖 参加讨论
流风所及,所谓哲学研究一定要将诸子原有的体系打乱,依照著史者当时通行或其本人所理解的哲学知识门类重新编排,才算是所谓哲学研究。如汪震《孔子哲学》,全书六章的标题为:“孔子与老子”、“孔子的生活”、“孔子的知识论”、“孔子的伦理学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汪震:《孔子哲学》,百城书局1931年版)。完全照搬胡适。近年出版的一本《〈论语〉哲学》,其章节安排也是认识论、方法论、道德论、天道论、人论、政治论(周海春:《〈论语〉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谭家健著《墨子研究》,后记言:“一位朋友看过部分书稿之后,十分友善而诚挚地对我说:你这是中文系的讲法……而所谓‘中文系讲法’,按照我的理解,主要就是按照墨家本身所提出的问题去讲。例如墨家十论,皆逐一设章论述。套用当代文艺理论新术语来说,或许可以叫做‘文本的阐释’。与中文系讲法不同的应是哲学系的讲法。我曾请教过朋友,那主要是按研究者的哲学观点对墨家加以分析和综合,所论述的命题更具有理论性。如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天与人,知与物,心与性,义与利,动机与效果,思维方法,认知路线……等等。”(谭家健:《墨子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511页)真是好一份中西合璧的哲学目录! 要以诸子为哲学,是否就必须依照所谓哲学的知识门类来讲,而不能顾及诸子自身原有的体系?其实胡适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上引蔡元培《序》中说得很清楚,中国古代学术没有系统,所以必须依傍西洋哲学史才能编成系统。翻开《老子》、《论语》,的确没有明显的外在形式系统,所以六朝隋唐儒道义疏受佛教经学影响,要讲“科段”,实际上就是为古典制作一个外在形式。如皇侃《论语义疏》卷一篇题“论语学而第一”下注曰:“中间讲说,多分为科段矣。”(皇侃:《论语义疏》,载孙钦善编:《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9页)成玄英为《老子》第一章所作的科段为:“道可道章即是第一大段,标道宗致。就此章中又开四别:第一略标理教,第二泛明本迹,第三显二观不同,第四会重玄之致。”(成玄英:《道德经义疏》,载《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老子》,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1页)颜师古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做法。其所著《玄言新记明老部》曰:“寻晋宋之前,讲者旧无科段;自齐梁以后,竞为穿凿:此无益能艺,而有妨听览。且乾坤之道,贵存简易。今宜从省,皆没而不说。”(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载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成》第一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在颜师古看来,这种“科段”不但不能成为理解古典的帮助,反而还会妨碍对古典的理解。与此相似,当我们将诸子切割后放入所谓哲学知识门类中,据此大谈先秦哲学时,我们是离诸子近了,还是远了? 哲学并非是有着固定对象的知识领域,而是一种认识和把握任何对象的能力。正如说某人精通德语,不是指他能用汉语谈论德语的性数格,而是表明他能用德语言说任何事物。进而,哲学也不仅仅是所谓“名学”(逻辑学),如胡适那样寻找每一家的所谓“名学”(逻辑学),并以之为哲学史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以哲学为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 毫无疑问,先秦诸子是非哲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完全是一盘散沙,各个论点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由是,我们可以将其建构为哲学。我们的确应该寻找诸子自身的“名学”(逻辑学),然而决不应该仅仅限于将之作为一个哲学知识门类加以叙述,哪怕是作为核心来叙述。我们应该以之为方法论,将诸子学说内在地建构为一座哲学殿堂。我们非常赞同梁漱溟的观点:“中国的形而上学,在问题和方法两层,完全同西洋人两样……我们更根本重要应做的事,就是去弄清楚了这种玄学的方法。他那阴阳等观念固然一切都是直觉的,但直觉也只能认识那些观念而已,他并不会演出那些道理来;这盖必有其特殊逻辑,才能讲明以前所成的玄学而可以继续研究……不过我们一定可以知道这个方法如果弄不出来,则中国一切学术之得失利弊,就看不分明而终于无法讲求。我们又相信除非中国文明无一丝一毫之价值则已,苟犹能于西洋印度之外自成一派,多少有其价值,则为此一派文明之命根的方法必然是有的,只待有心人去弄出来罢了。此非常之大业,国人不可不勉!”(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2～123页)试问,无论是诸子的每一家或每一人,还是诸子之全体,其各个论点是一盘散沙,还是有着内在联系?如果我们承认其有内在联系,问题就是怎样依凭其内在联系,而理解其体系。我们把通过逻辑推演建构(同时也是复现)古代思想内在联系的方法,称之为古代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