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24 《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 李若晖 参加讨论
即便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体系中,仍然是套用中国与西洋哲学知识对应的模式,只不过比起康有为等人来更系统也更精致而已。胡适将哲学作为一门特定的知识内容,并区分其门类为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第1～2页),这一格局也为此后中国哲学研究者所普遍接受。其正文中对每一哲学家的论述,基本上就是生平时代加哲学门类。如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第一、二篇为“自然哲学概念范畴”,第三篇为“人生哲学概念范畴”,第四篇为“知识论概念范畴”,明显在基本结构上承袭胡适而在局部略有调整(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即便按照胡适的哲学门类来看,其着眼与用力仍然是不均衡的,这当然与其所受杜威实证主义的教育与立场有关。梁启超即指出:“有价值的著作,总是有他自己特别的观察点……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认为是空前创作……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这观察点我虽然认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载《晨报副镌》1922年3月13日第1版)又曰:“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石’原误‘不’,今改),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这由于本人自有他一种学风,对于他‘脾胃不对’的东西,当然有些格格不入。”(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续,载《晨报副镌》1922年3月16日第1版)正如余英时指出的,胡适先生的思想中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化约论倾向,从而将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认为一切学说的具体内容都包括了“论主”本人的时代背景以及个性因素,因而不可能具有永久的普遍有效性。但方法,尤其是经过长期应用而获得证验的科学方法,则具有客观独立性,能够长久地显示其价值。于是适之先生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4页)。用胡适本人的话说,就是:“在科学发达史上,科学精神或态度与科学的方法,比天文家、历法改革家、炼金术士、医生、园艺家在实用上或经验上的什么成就都更有基本的重要性。”(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徐高阮译,载《新时代》第四卷第八期,1964年8月)胡氏《〈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说得更明白:“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就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所以我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载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于是我们就可以明白梁启超对于胡适的批评,虽然切中肯綮,却未必为胡适所首肯。因为在他看来,比如通常视为墨学核心的天志、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节葬短丧、非乐、尚贤、尚同等“九项,乃是‘墨教’的教条。在哲学史上,本来没有什么重要。依哲学史的眼光来看,这九项都是墨学的枝叶。墨学的哲学的根本观念,只是前两章所讲的方法”(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第174页)。若谓胡氏仅仅关注诸子所谓“名学”,却不尽然。当时借严译《天演论》之力,进化论席卷神州,甚至胡适之名也得之于“适者生存”(见胡适:《我的信仰》,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于是胡氏乃大谈诸子之进化论。胡氏早年即曾作《先秦诸子进化论》,论及老子、孔子、列子、庄子、荀卿、韩非、李斯之进化论(胡适:《先秦诸子进化论》,载《科学》第三卷第一期,1917年1月)。其后《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即铺叙“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实际只保留了列子和庄子(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第255～265页)。但即便是所谓庄子进化论,当时章太炎即致函批评其误解原文(章太炎:《与胡适》,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5页),40年后的1958年,胡适在纽约写台北版自记,也坦承:“我在那一章里述‘《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用的材料,下的结论,现在看来,都大有问题……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第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