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10)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37 《山东社会科学》 张献忠 参加讨论
(三)科举家族与慈善活动 除了关注地方教育事业，热衷交游结社外，天津的科举家族还投身于地方的慈善事业。 朱垲家族“世有令德，每遇荒年，轸恤乡里”(42)，朱垲“人有需次旅居不能归者，辄给金使还乡里；亲族婚葬之事赒之无不备”(43)。牛坤，嘉庆四年进士，其父牛捻文、子牛镇分别为乾隆三十年、嘉庆二十四年举人，捻文从子牛堉亦为嘉庆三年举人。由此可见牛氏系典型的科举家族。牛坤扶危济困，周恤族人乡党，“能识人于未遇时，而扶持奖掖之”，“牛氏有先垅在田盘山麓，族人未葬之柩积百余具，累累暴露风日中，其子孙惑于年向之说，或以贫窭力不能顾，坤不告于众，一日尽瘗之”。(44)赵之符“生平孝友笃厚，周恤族党有身受而不知者”(45)。徐永鉴家族也是乐善好施之家，他“以业鹾起家，后渐中落。尝除夕避债独行，僻静中闻哭泣声甚惨，就视之，一贫士亦以负债急将自经，永鉴亟止之问所负几何，曰二百金，探怀中所有适符其数，遂尽畀之”(46)。其子徐澜“生平笃桑梓之谊，凡乡人至京师者，罔弗延款，情意蔼然，有所属必力为谋”(47)。徐通复、徐通泰、徐通久三人系从兄弟，分别为乾隆五十一、五十九、六十年举人，徐通复“好善乐施，立恤嫠、恤孤各会，凡衣寒哺饥给药助櫘之事无不从”(48)。徐通久“博济为怀，与兄同有善名”，他和徐通泰也都是恤嫠会的核心成员。董岱、董启祥父子皆举人，董岱致仕家居后，“捐修府县学宫，复募钱生息为岁修费，立祭田，置义冢，戚族力不能婚嫁者佽助之”(49)。殷希文父祖皆有诸多善举，其祖殷桂盛，“仗义轻资，里党多所存恤”，其父殷维玠，“官南河邳宿通判，修筑林子湖堤以御水患，民利赖之，号殷公堤。及解组归里，赡族济贫，慷慨无吝”。(50)张霖曾孙张映辰，“伉慨有干略，历游吴楚间，为桐城方苞所器重。归复恢旧业，立宗祠，修书院，赡族党，人咸称其孝义萃于一家”(51)。清末的李春城家族也是科举家族，其子李士铭、李士鉁分别为光绪二年举人、光绪三年进士。李春城“慷慨尚义，好施予”，有“李善人”之称，他于咸丰年间举孝廉方正，官至刑部员外郎，告归居家后，“力行善事”，先是设寄生所，“每岁仲冬收无告穷民率六七百人，哺之以粥，疾病施医药，死亡则棺敛而瘗之，至来年仲春止”。其后又立保贞社，“月给嫠妇以钱米；立御寒社，严冬以絮衣给贫民”。李春城每年除夕还“使人赍钱物行僻巷中，遇穷乏者潜予之”。又设义塾五，“俾向学者得所成就”。咸丰十年天津发生水灾，李春城又“筹振恤灾，亲察户口，遇有饥饿不能待者，辄先济以己财，又以前设寄生所但收男子，孤贫妇女仍无所养，乃设保生所，规制一与寄生所同”。由于李春城广做善事，生平见义必为，因此“有时家资不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借贷行善，“虽称贷多至万金不顾”。(52)天津另一个有“李善人”之称的李嘉善也是科举家族，其曾孙李瑞章和族孙李寿山分别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和举人。李嘉善“生平乐善好施，嘉庆六年县境大水，嘉善买舟分往四乡救济灾民，家各给以席与竹使支棚椟止，日给饼饵，全活无算，费近万金皆自任之；每岁除，遍历穷檐，投以钱米，久而不懈”。李嘉善族兄子李恩“性慈厚喜济人之急，戚党中有贫乏力不能具婚嫁殡葬者，必厚赠之；每岁冬施米捐制絮衣以救饥寒，人或负其财虽久不与较，有失业者每为之置产”。(53)陈其昌与其两个孙子陈世镛、陈世锐皆为举人，陈其昌之子陈光第“族姻有穷乏者周之必尽其力，居乡解难排纷无愧长者，里人重之”(54)。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天津的科举家族还投身于其他很多社会事业，如甲午战后，“有倡知耻学会者”，光绪年间的举人陶喆甡(其父为咸丰二年进士陶云升)“助之，复立不缠足会于天津，苦口忠言，不避诟毁”。(55)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很多，兹不赘述。 无论是开馆授徒、捐修学宫，还是热衷于文人之间的交游，实际上都只是提升了自身及其家族在士人中的认同感。而对慈善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关注，则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底层民众中的声望。这两个方面又都促进了天津科举家族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在清代特别是设府置县后，天津的地位骤然提升，许多富商大贾、文人学士开始移居甚至入籍天津，从而促进了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天津的科举也因此达至鼎盛，出现了许多科举家族，有的科举家族科名绵延数代。这些科举家族大都注重家族的文化教育，因此有着很深的文化积淀，而且他们大都热衷于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热衷于士人之间的交游，从而推动了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遂闲堂、水西庄等私家园林成为文人雅士聚会结社的场所，从而具有了文学公共空间的性质。 大部分科举家族都热心于地方慈善事业，这对于天津社会发展的意义更是非凡。与聚族而居的地区传统村镇不同，天津是当时北方重要的商业中心，是一座移民城市，大部分居民难以从宗族中获得救济和扶持，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家族的慈善活动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社会得到有效整合。 文化地位的提升和科举家族的出现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永乐年间，天津筑城设卫后，遂成为一座军事性城镇。同时，天津又系南粮北运的咽喉之地，因此商业异常发达，很快成长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城镇。但是，在设县之前，天津虽然也有一些读书之人，甚至有少量的诗书之家，但总体上依然是文化的荒漠。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天津城市的发展。虽然因漕运而兴起的商业吸引了很多苦力阶层、手工业者和商人，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游走于天津和故乡，处于“飘浮”状态，富商大贾和文人雅士更是鲜有定居天津者。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的市民都是“原子”式的，“社会性”非常弱，他们普遍缺乏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感。没有文化积淀，缺乏社会性和认同感的城市实际上是无根之城，其对周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极其有限。明清易代特别是统一全国后，由于关外的东北是其发源地，蒙满关系也比较融洽，因此没有了军事威胁，天津的军事地位也开始削弱。这时的天津实际上只是商业城镇。天津置府设县后，开始成为地方行政中心，由此成为兼具商业和行政中心的综合性城市，其人口的积聚效应开始增强，很多富商与文人也开始常年寓居甚至入籍天津，很多入京出京的文人雅士也都将天津作为客居之地。所有这些使天津具有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科举的鼎盛特别是科举家族的涌现就得益于此。而科举家族对天津文化和社会的参与，又进一步促进了天津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这无疑大大增强了市民的认同感，由此筑牢了天津城市的根基。天津的文化地位开始凸显，逐渐形成为北方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开埠后，更是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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